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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下的韩国金融改革 编者按 中韩建交已16载春秋，不经意间，中国已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投资对象国，而韩国则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 这一切都使得在刚刚过去的5月，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水到渠成。如何充实新关系的内涵成为两国间宏大而具体的课题。而面对云谲波诡的全球经济风云，相似的发展焦虑又使得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之间的交流渴望变得更加真切。 2008年6月12日，由《中国经营报》和韩国《每日经济新闻》联合主办的“发展与合作──2008中韩论坛”将在申城启幕。包括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首尔市副市长罗镇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韩国金融委员会委员长全光宇在内的中韩两国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企业界嘉宾数百人共赴盛会，为中韩经济合作寻找新的可能。 从优等生到问题学生 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的韩国金融制度变迁基本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战后到上世纪80年代的工业化起飞过程中的金融压抑阶段。此时，整个金融系统服务于政府主导下的快速工业化战略。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政府开始用间接信贷控制来取代直接信贷干预，弱化市场进入壁垒，给予银行更多的管理经营自由权，实现地下金融合法化，并允钗言葥茪H银行与短期融资公司。同时，对外开放的力度也较大。政府于1984年批准成立了两家与外资银行合资的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在韩国设立分行的数量到1989年已达66个；国外证券公司也被允陶]立代表处，并可持有韩国证券公司的部分股份；1987年，韩国的人寿保险市场也对外国开放；同期韩国国内金融机构获准投资海外金融市场。 第三阶段是金融自由化阶段。1993年，韩币实现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同时外资银行在韩国国内的分支机构实现了国民待遇。到1995年，外国投资者被允釭蒋笔賳磥_韩国国内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并解除金融机构境外短期借款的限制以及短期外资流动的障碍。 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被亚洲金融危机打断。韩国的经济金融在危机中遭受了沉重打击和巨大损失。韩国从学习美日的“优等生”变成了“问题学生”。 从金融改革到金融危机 实际上，危机前的韩国金融改革看似顺风顺水，实则暗藏诸多问题。 首先，金融体制不健全，官办金融色彩浓厚，财阀介入金融机构经营。长期以来，韩国实行“官制金融”，政府将金融业作为执行宏观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工具，直接控制银行的信贷经营，以及市场交易活动范围等。银行出现大量“人情贷款”、“优惠贷款”，形成“银行超贷”、“企业超借”现象。资料显示，从1993年起，韩国政府干预性贷款占主要银行贷款总额的60％以上。 其次，金融开放失序。韩国至上世纪90年代起，大幅放宽外国投资国内证券与债券市场，但为保护国内企业，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借款等企业筹资管制则未放宽。结果是，金融机构承借巨额短期外债，融通国内企业的长期资金需求，此种以短支长、依赖外债的做法，导致企业财阀的财务结构明显恶化，金融机构呆账增加。 再次，僵化的汇率体制和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联系汇率制使韩元自1995年以来到1997年一直处于高估状态，与此相对应的是这3年的经常项目一直逆差，并在1996年达到创纪录的237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4.9％。为了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只能求助于资本项目下的外资流入。 最后，对外负债过多，债务结构不合理。韩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积累不足，经济增长的重要资金依赖外债。至1997年11月，韩国的外债余额达到1569亿美元，并且中短期债务比例过高，一年内到期的短期债务占2/3，仅1998年3月底前需偿还的债务即达216亿美元，在全球各国短期债务余额中所占比例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