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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一个留学生中文班里教中文，得到许多有意思的经验。
这个班里的二十几位学生多一半来自美国最好的大学，有过学习中文的经历，是出色而且富有个性的年轻人。但是人一聪明，就很麻烦。他们在课堂上几乎都是“刺儿头”，因为思想太活跃。他们差不多都自认为很有见地（而且看来的确如此），并且想把这见地表达出来。
这里的教书方式采用的是开放式教学方法，上课即是讨论。教师每天都必须准备大量有针对性的例句和相应的话题，引起交谈甚至争论，否则就会很尴尬。您一个人讲？那是最糟糕的情形。要上好这样的一堂课，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都很高。就学生方面看，他们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教学方式，所以不成问题，上课特爱发言。成问题的是没有这种经验的中国老师，比如我，刚开始的时候的确不太适应，找不到那么多有趣的问题问他们。比如你不知道那些美国学生的脑袋里想些什么，课文中有胡适先生早期的一篇文章，本是赞美西方文明批判中国社会弊病的，可是这些学生却认为胡适先生有点幼稚，因为并没有理想的社会。看上去学生们也乐于批判自己的社会，并没有为西方文明而沾沾自喜的样子。
不过，我很快就喜欢上这种教学方式了，因为这是一种智力活动。
在课堂上，讨论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关涉的经常是人类面临的大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南北国家的贸易摩擦；人们对待动物的不同观念；妇女地位问题；科技进步有没有危害；等等。甚至也有关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话题和风行美国大学校园的“Ｐ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即“政治正确性”）问题。谈到后面这样的话题，美国学生会激动得忘乎所以，争论起来热烈无比。从这一点看，说美国人是政治动物，那一点都不错。所谓“政治正确性”问题是近十几年来美国社会-观念变化在语言上的反映，的确值得认真对待。这里的关键，就是要避免犯“歧视”的政治错误。这问题照理在哪一个国家都存在，但是如果没有美国那样的文化背景和人文环境，就不大可能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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