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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冈萨雷斯凌晨4时起床，4时25分就摸黑前往地铁站了，他的兜里装着上次发薪水剩下的钱——一共4.41美元。今天是星期五，又到了发工资的日子，但他的心情却好不到哪里去，因为这只会提醒他自己的工资少得多么可怜。
罗伯特是纽约市政大厦的一名保安，每周工作5天，每天从早晨6时到下午2时。尽管已经有9年工作经验，但他每小时只能挣10美元。30岁的罗伯特要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所以根本没有钱租房，过去4年里，他一直睡在父母家的沙发上。
5时25分，罗伯特在市政厅站下车，这时天还是黑的。他穿过市政大厦南侧的小花园，那儿有5个人正躺在长椅上睡觉。不久前罗伯特也是这里的“睡客”——不是因为无家可归，而是因为他有两份全职工作。
去年秋天，他在帝国大厦找了第二份全职保安工作，每天从下午4时干到午夜。虽然收入翻了一倍，但他几乎连睡觉时间也没有了，所以他干脆每天在公园的长椅上对付几个小时。这种超强度的工作方式他坚持了两个月，结果患上了严重的背部和腿部肌肉痉挛。一天早上他疼得在地上打滚，站都站不起来。他请了4天病假，损失了8个班次的薪水，又花了一大笔医药费。此后他曾带着镇痛药上班，想保住两份收入，但没坚持多久就不得不放弃了帝国大厦的工作。
罗伯特是“三星巡逻公司”的一名雇员。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纽约的市政建筑提供保安服务。罗伯特的工作是在12座市政建筑内巡逻，查看门窗是否锁好，寻找可疑的包裹，发现并报告任何异常情况。
罗伯特换上制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清楚地知道身边的人都比他挣钱多。市政大厦里的政客和公务员就不用说了，连移民局外面站着的穿褐色制服的保安同行也比他薪水高。由于前者为联邦机构工作，他们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13.99美元。
通常罗伯特不吃早饭，有时甚至连午饭也不吃，只用一杯果汁充饥。如果他在当班时吃饭，通常都能得到熟人的照顾。例如大厦吧台的服务员一杯饮料只卖他1美元，而零售价其实是1.25美元；推着小车卖热狗的小伙子一个热狗也会少收他25美分。
在下班之前，罗伯特领到了两周的税后工资——676美元。他来到一家专门放映恐怖影片的电影院。看电影是他最喜欢的款待自己的方式，但他只能偶尔为之。一张门票加一个热狗和一杯可乐要19美元。连续5天起早摸黑之后罗伯特已经筋疲力尽，他很快在电影院里睡着了。
周末，罗伯特还得尽快处理最迫切的开支:给两个孩子的母亲200美元，给自己父亲40美元，交给电话公司62美元。身上的衣服已经旧得不成样子，他又咬咬牙拿出150美元，在廉价店买了四件衬衫、两条牛仔裤和一双靴子，再加上储备了一些食品，这样到了新一周开始时他身上只剩下150美元，他得坚持11天才能等到下一个发薪日。如果手头宽裕一些，罗伯特会偿还一些债务。他的两张信用卡已经负债近5000美元，8年前他念大学时还有6000多美元的学生贷款没还。0最近每月从他的银行账户中扣除93.23美元来还贷，所以他上个月的账户余额显示为“－146.53美元”。他为两个孩子准备的大学基金账户略有余额，但上面不过区区61.80美元。
罗伯特出生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他的父母都是中美洲移民。他在7个孩子中排行第六。上高中时，他因为家境贫困而辍学。他曾想通过贩毒挣点“外快”，但是在看到一位朋友因-交易被枪杀后他改变了主意。此后他上了一家夜校，20岁时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在大姐的鼓励下，他又在一所社区大学注册。课余时间他在一家饭店当保安，还申请了一份助学贷款。大一第二学期，女友怀上了他的孩子，并带着自己与前夫生下的两个女儿和他搬到了一起。22岁的罗伯特一下子要养活5张嘴吃饭，他不得不在一家沃尔玛超市兼了份工作，女友也在一家商店找了个收银员的工作。但他们仍无法摆脱贫困，老是为钱争吵。2001年罗伯特-辍学，全力养家糊口。此后他和女友又生了一个儿子。在此后的4年里，他换了6份保安工作。2005年夏天他加入“三星巡逻公司”，这已经是他的第23份工作了。现在他和女友已经分居，孩子暂时由她抚养，但他得定期支付生活费。
下班后，罗伯特并没有回家，而是去了附近的-街。“我不着急回家，那里太压抑了。”他来到运河大街的一座寺庙。最近几个月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当他想求得心灵安静的时候，就会到这座寺庙来。他跪在金色的大佛前，双手合十，紧闭双眼，就这样静静地跪了两分钟。这已经成为他心理调节的重要手段，“它可以防止我因为生活压力而变得过于愤怒或沮丧。”
走进罗伯特父母的公寓，你就会明白他为什么不着急回家。他的哥哥两年前死于艾滋病，至今屋里还弥漫着悲伤的气氛。他哥哥的卧室还保持着原样，衣服码放在垃圾袋里。母亲曾让罗伯特睡哥哥的床，但他拒绝了。他宁愿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尽管这意味着每天夜里1点钟他都会被吵醒——在饭店卫生间当清洁工的母亲这个时候下班回家。
哥哥去世后，罗伯特一时想不开，每天在半夜里给前女友打电话辱骂她。结果她报了警，罗伯特在监狱里蹲了6个晚上，他不仅错过了哥哥的葬礼，还失去了工作。那段时间是他生活中的最低点。他心中充满了悲伤，被破产和失业困扰，他生前女友的气，更生自己的气。一天下午他独自一人坐在家里，手里拿着一把枪。他把孩子们的照片放在面前的地板上，就那么呆呆地盯着，也许有一个小时。最终，孩子们天真的微笑让他放下了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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