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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以为博士后是比博士更高一级的学位，这实在是个误解。至少在美国，博士就是最高学位了。所谓博士后，其实是指拿到博士学位后没找到正式工作的人，拿助教低薪做研究。说穿了，就是要人家当廉价的学术劳工。不少人把生活比作他们的大学，我则把毕业后在墓地当小工的经历比作我的博士后。
十年前，我拿到博士学位后，发出去几十封求职信，在家等回音。没两天，就等得不耐烦了。一个大男人，不能在家吃闲饭哪！我开车出去转了一天，不是人家不肯要我这从未做过餐馆的生手，就是我看不惯人家的脸色。黄昏时分，开入住家附近一座巨大的墓园。
好去处！早就瞥见过外观，这回见到真颜了：丘陵起伏、松柏遮天、芳草葱茏、鲜花点缀。这里可跟中国的墓地大相径庭；有溜狗的、散步的、锻炼身体的，简直是个公园。只见一个招工的牌子立在出口门边颇有古罗马风格的石头建筑旁，便下车去打听。园主跟我一见如故，当下就说妥了，第二天一早来上班。虽然是最低工资，我也不在乎。能够在阳光下干些拈花惹草的活儿，我觉得不比打高尔夫球差。
每天工作，都从花房开始。工头“恶逆”(Ernie) 派活儿，告诉我们4个小工什么花拿多少盆去几号墓地。恶逆30多岁，矮个子，壮实，没脖子，总是阴沉着脸，像只凶猛的牛头犬。其实他挺蔫的，但我的最初印象没错，逮着机会，他还是要咬人的。
那三个小工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一个瘦高挑儿黑人姓“比哨”(Bishop)，他偏要大家用他这怪姓，不让叫他名字。他还真是爱吹哨，吹得清脆悦耳，悠扬动听。要是像章棣和那样有乐队伴奏，他没准儿也能出录音带呢！
一个健壮的，中等身材的白人叫“大嗓”(Dawson)。他的嗓门那才叫大呢！跟他一块儿干活，你就不必担心缺什么东西了；甭管在墓园哪个角落，他一声吼，花房、工具房的人都听得见。用工友们的话说，“坟墓里的尸首都要跳起来！”
另一个白人岁数最小，看上去还是个娃娃，傻乎乎的，什么事儿都得至少跟他说两遍。他跟希腊神话里那位大力士同名，Hercules，可是长得非常瘦弱，我们都叫他“禾鸡”(Herkie)。我的名字他们怎么绕舌头也叫不真着，索性就让他们叫我“利昂”(Leon) 好了。这些人虽然连高中都没念完，那些拉丁语的花名说得流利极了。
比哨
把各色花朵装上车，恶逆就开着那辆叮呤哐啷，随时都可能散架的破卡车，拉我们去打扮墓园。总有要给亲朋故友送花的，还有些主顾要我们定期给他们家的墓地上花。当然，还得浇水、割草、剪枝、搂树叶，诺大一个园子，活儿有的是，永远也干不完——尤其是照着比哨那种干法。
数年寒窗，我坐够了冷板凳。有这幺个在户外干体力活儿的机会，我很高兴，一点儿也不惜力。比哨不高兴了，向我示范了几次，见我不明戏，干脆直说了：“利昂，你急什么呀？干得再多、再快，也不给你奖金。像我这样，搂一耙子，再给它退回去点儿，反正0的恶逆也没在这儿盯着。唉，对了，就这样。”
比哨的求知欲很强，他服过役，在外州驻扎过，比另外那俩小子眼界开阔些。他喜欢跟我聊天儿，天南地北，问这问那，还教训那俩小子呢：“你们甭整天价说那些猪狗都会干的事儿！咱们长这幺大，什么时候跟个博士说过话？还不趁机学着点儿！”
别以为我尽在他们面前卖弄学问，“文革”时我在工厂干过7年，对无产阶级朴素的语言和纯洁的段子也挺熟悉，很快就跟他们打成一片了。差别在于，他们仅仅知道那点儿朴素和纯洁。可比哨不甘心，我感觉到，他心里有个声音，时不时就呼唤他，要他离开这日复一日无聊的生活。
有一次，他问我：“利昂，你能不能给我说说，什么是幸福？我想过很久，就是想不通。有人说发财就幸福了，要什么，有什么。可是钱买不来爱，别人还盼你死，整天算计你的钱。有人说出名就幸福了，可是名人的麻烦多了，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我看他们也不幸福。身体不好，当然不幸福。身体好，像我这样，想吃什么都买不起，也不幸福。牧师说信了主，就幸福。扯淡！我们教会里，多半是穷光蛋，除了主以外，什么都没有。我们可是真信主啊，就盼着来世呢！可现在呢？谁要说自个儿幸福，我就管他叫骗子！”
我开始刮目相看这位整天嘻嘻哈哈，吹小曲儿的比哨了。我知道，他不仅是在思索人生的意义，也是在努力把自己的思想理顺，并从纷繁的具体现象中归纳出抽象的结论。
我想了想，答道：“对幸福，各人可能有各不相同的理解。要是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幸福就是实现自己的意愿。有的人想当总统，有的人想当富翁，有的人想当电影明星，还有人想献身上帝。当然，更多的人一会儿一个主意。但无论是什么，只要实现了自己的意愿，就感到幸福。”
比哨睁着大眼睛，半张着嘴，想了一会儿，又问：“那意愿小，就容易实现，也就容易得到幸福，对吗？”
“是啊！我们中国有句谚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还说，‘知足者常乐’，就是这个意思。”
“哇！中文真伟大，你们的语言里有那么多智慧！”
大嗓
要说幸福，恐怕大嗓最缺乏了。他总是一个人干活儿，我们经常听到他痛苦的呼号。头一次听到那撕心裂肺的声音，我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事，赶紧跑过去。可他明明在那儿栽花呢，没事儿人儿似的。我问他怎么了，他什么也不说，可是眼睛里噙着泪，泪水中冒着火，嘴巴扭曲着。我有个画家朋友，可惜他没见过大嗓，要不然一定能画出最痛苦的模样。其实他就是穷，欠了些钱而已。比哨告诉我的。后来，我跟大嗓熟了，能过话了，才了解到他的心思。他是没有希望啊！
大嗓中学没毕业，就因打架进了-。出来以后到哪儿都没人要。他哥哥史蒂夫是这墓园的技工，因为手巧，园子缺不了他。凭着哥哥的面子和保证，大嗓才得到这份工作。可是干了三年，工资一分没长过，一小时$5，将将够维持生活。一年多前生了场小病，欠下了钱，现在利滚利快上万了。
“我上0哪儿弄一万块钱啊！”他压低嗓子一声感叹，简直就是一声闷雷。每个星期发了工资，他都要买10张彩票，苦苦地期待着奇迹发生。“主会可怜我的！”这就是他唯一的希望。可眼见这希望一星期一星期从手指缝间漏出去，他的吼声越来越频繁了。
彩票
买彩票，是他们的一件大事和共同的话题。每人一星期才挣200来美元，交了房租后，那点儿钱只够吃饭的。好几次，我见他们为买一顿午餐而借钱。尽管如此，他们还要抠出近1/10的工钱买彩票。开始，我还想劝劝他们，但很快就明白了：要是把这吊在马嘴前的嫩草拿掉，马就绝不会再抬蹄子往前走了。上帝是他们来世的希望，彩票是他们现世的希望。没有彩票，还有什么活头？
彩票每周开两次，开奖后他们都要谈论一番：差几个号码，长到几千万了，谁中了大奖……奇怪的是，别人赢了，他们也高兴，毫无嫉妒。原来，只要有人赢，他们就感到有希望。他们最喜欢想象赢了钱怎么花。大嗓说：“我要是中了奖，就在山头上盖座大房子，带游泳池的，每天光着0游泳，顿顿吃烤肉！”只有在那时，他脸上才会露出笑容。
有时，我也会引发他们多说两句，了解他们的梦想：“中了奖，你就不想去周游世界？”
大嗓说：“我才不去呢！我又不会外语，找那个别扭干什么？”“那美国呢？你不是没去过纽约吗？”“纽约有什么好的？听说那儿尽是打劫的，我可不想找那个麻烦。”
我这才明白，没有知识的人是多么怯懦。
“你呢？禾鸡，你要是中了奖，怎么花你的钱？”“你说什么？我要是中了奖，就怎么了？”他好像刚从梦中醒来。“你打算怎么花你赢的钱？”“我赢钱了吗？”
“傻小子，利昂问你，如果你中彩了，你拿那钱干什么？”比哨不耐烦地解释。
“噢，我会买书。”
“买书？”这回轮到我大吃一惊了：“你买什么书？”
他还能买什么书，”比哨撇着嘴说：“连环画书呗！”
禾鸡点点头：“是啊，我攒了53套了。我要是有钱了，就把所有的连环画书都买下来。你说一百万够了吗？”
“不够，”比哨见我没有立即回答，抢着说：“光美国就有几十万种呢！”
“好了，好了，”恶逆打断了他们的美梦：“我们有活儿要干呢！”
禾鸡
那天的活儿是剪枝，一人一把链锯。干了没多会儿，禾鸡这傻小子一回身，把电线给剪断了。幸好没电着他。
禾鸡怕挨工头训斥，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比哨很麻利地接好了线，禾鸡小心翼翼地接着干起来。可是那电线是橘红色的，新缠的黑胶布特显眼。没多久，恶逆来监工，一眼就瞅见了。
他瞪着禾鸡，严肃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禾鸡傻傻地反问。“这电线！你个0！”恶逆狠狠地骂道。“我，我，我一回身，它、它就断了。”“这倒不奇怪，可你怎么不向我汇报？”“我，我怕挨呲儿。” “怕挨呲儿，你就不怕挨电？谁给你接的线？”“我、我自己。”“就你？哼！”恶逆鄙夷地说：“你还有这手艺？说，谁接的线？”
禾鸡虽然窝囊，但不管恶逆怎么逼他，也决不肯出卖朋友。自“文革”后，我还从没见谁如此当众受辱。我觉得嗓子眼里梗得慌，开口说：“恶逆，别难为他了。是我接的线。我不懂这儿的规矩，违反了安全作业条例。你就惩罚我吧。”
恶逆对我一直挺客气。那时正赶上墓园要出通讯，园主请我写一篇关于华人墓碑的文章，单独找我谈过两次。我们工头很少捞上跟园主搭话的机会，恶逆对我自然就有点儿另眼相看，可暗地里也巴不得教训我一次，显显威风。
“别看你有那么高的学位，”他开始了：“可隔行如隔山，是不？咱们这工作，安全第一。出了工伤，你知道咱们园子得付员工多少补偿吗？你们4个，一年的工资全加起来都不够！我看你初来乍到，不懂这儿的规矩，就原谅你这一回。”
那天中午，比哨给我买了份麦香鱼。
挥别
墓园的通讯出版了。营销部主任给我送来一份。淡淡的蓝灰色的纸，绛红色的边条，那印刷，比我想象的精美多了。我的文章“The Curious Carvings on the Cathayan Monuments”（华人墓碑上的奇文怪字）解释了为什么华人墓碑上有那么多字，提到了《排华法案》造成“文件儿子”(paper son，即为来美国在文件上伪造的儿子) 的现象，以及落叶归根的文化传统，并以一首墓碑上的诗结束全文：
一生争系为前程，道路崎岖复暗明；两次逃亡情犹记，数番风雨恨难平！ 且看世事如幻梦，却见人事似浮萍；已无旧业因战事，幸有阶树荫门庭。
编辑特意在介绍中提到我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我知道这通讯有营销的作用，但还是得到一丝成就感。
夏天过去了，我受聘去纽约一家翻译公司任职。工友们毫无顾忌地问我年薪多少。我不想刺激他们，少说了一半。“啊，那么多！恶逆在这儿干了十多年了，还没你多。我们还得接着买彩票啊，没准儿哪天就超过你了。”说这话时，他们真诚地笑着。
临走时，园主来送行，跟我开玩笑说：“我们再雇人，至少也得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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