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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个人消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2007年跃升到70%。个人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之高，作用之大，在世界各国中首屈一指。但如今，金融危机过后，美国的个人消费情况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回顾往昔，1970年美国经济动荡后，经过了80年代的里根经济革命，90年代的高科技革命，生产流程的优化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再加上房价飙升，股市猛涨，很自然地推动消费信心的不断攀升，消费也就随着收入的增长和财富的聚集而水涨船高。从8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消费开始接近继而超出可支配收入的水平。到了2008年，消费更猛增到占可支配收入的120%左右。
次贷危机之后，财富的积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受到重创，美国个人消费能力发生了变化。进入2009年后，房市和股市虽然都有所回升，但整体风险依然很高；就业市场虽说不上继续恶化，但也还没有回升；而且就业问题不仅表现在失业人数的攀升上，还表现出收入的下降。这些因素都使得美国消费恢复不甚乐观，攀升的储蓄率正说明了这一点。
特别是近20年来对美国消费增长发挥了实质性作用的消费杠杆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受到打击最大。从银行方面看，商业银行在房地产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倒闭数量徒增，整个银行业面临着新的信用和流动资金风险。银行在无奈之中只能明哲保身，减少放贷，规避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下，消费信贷难以为继。消费者囊中羞涩，贷款又无门，消费信心自然直线下降，落到近20年来的历史最低点。
更为严重的影响，还属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的美国经济，主要表现在对“金融杠杆”的严格管制上。作为金融杠杆的一种，证券化是数年来美国大中型金融机构融资和增长信贷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在2008年，美国各类私营证券化已下降到了2000年水平，仅为2007年的40%左右，进入2009年后这个比例更低。这个趋势既是经济现实，又是政府监管的长期目标之一。奥巴马政府力推的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严格监管制度，以防止金融机构过度使用金融杠杆。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此次危机后金融杠杆的使用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金融杠杆的淡化，固然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但同时也消弱了银行的放贷能力。过去10年，美国的消费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金融杠杆基础之上的，这一基础一旦不复存在，高消费就成了无本之木。
这还不算，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强化还表现在消费信贷方面，主要是信用卡发行的新立法。奥巴马2009年5月签署的【2009年信用卡权责，职责和知情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剥夺了发卡银行根据持卡人的信用变化调整利率定价的自由。面临失去这些自由，不少银行或者开始严格限制授信，或者干脆退出信用卡业务。可见，此举已严重挫伤了银行发放新消费贷款的积极性，从而抑制了美国国内消费的增长。
除此之外，人口变化也同样是影响美国消费增长的因素之一。首先看战后至60年代中期美国“婴儿潮”一代，在80至90年代开始进入成年高收入和高消费期，战后的丰裕繁荣使得他们具有更强烈的消费意愿和更高的消费能力。但进入2010年之后，这一代人进入中老年，他们创造收入和消费的能力开始明显下降。与此同时，据华盛顿移民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美国经济中的收入和消费大户，即非西班牙裔白人的比例在不段下降，而西班牙裔和黑人比例不断上升，但这两个族群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都明显低于美国白人。还有与人口因素有关的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险制度，也面临着入不敷出的局面。美国近年来不断消减退休和养老金福利待遇，这些都严重影响居民的中长期消费意愿和能力。
可见，不论是从收入，信贷的角度，还是从人口发展的趋势而言，美国的个人消费增长前景是暗淡的。诚然，从短期看，美国个人消费必然会回升，但从长期看，美国消费市场的容量尽管仍居世界之首，但其重要性和稳定性将不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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