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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波士顿游记”中的财产权问题(2) ，这人 作者：邵建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令我困惑的是，从胡适早年的日记中看不出读洛克的痕迹，但怎么一张口就是洛克的思想呢？可能还有一个解释，洛克关于财产权的观点，在自由主义的美国已经成为普遍为常识。 洛克的《政府论》（下篇）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经典，它的写作有两个任务，其一就是阐发政府之为政府的目的，即保护私有财产。为什么政府要保护私有财产？那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生存则赖财产以维持。那么，财产来自什么呢？在我们的教育背景中，它来自剥削。但，在洛克那里，它却来自劳动。 洛克认为，财产在尚未成为财产之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大自然是上帝对人类的馈赠。换用明末张献忠“七杀碑”上的话：“天生万物与人”，但，人要得到这物，却必须经过自己的劳动。也就是说，自然界的万物，原本处于“公有”阶段，即“天下为公”，人人有份；只要谁肯付出劳动，谁就可以从那公有中划出一份归为己有，这就是“私有”。从“公有”到“私有”是这样一个过程，“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简言之，“在最初，只要有人愿意对于原来共有的东西施加劳动，劳动就给与财产权”。 洛克的例子是，一株橡树结满果实，谁把果子摘下来（“摘”就是劳动），谁就拥有了它。当然，前提条件是，你可以摘，但不能不釦O人摘。资源共享。 当我为胡适那种洛克化的表述而感到惊奇时，不料，情势急转直下： “一、财产权起于劳力。甲以劳力致富，甲之富其所自致也，其享受之宜也。甲之子孙未尝致此富也，不当享受之也。 二、富人之子孙无它茖懐迆ㄐA非惟无益而又害之。疏广曰：‘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一言尽之矣。有用之青年为多财所累，终身废弃者，吾见亦多矣。”（引同上） 胡适是反对美国遗产制度的，以上两条是为他的观点作证：“遗产之制何以宜去也”。当他从财产讲起时，踏的是洛克的路子，可是往下到遗产时，却又背离了洛克。在洛克看来，“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 当财产的主人死去之后，他的财产也就变成了遗产。在这里，对遗产的态度，其实就是对财产的态度。就遗产而言，什么叫“宜去”，由谁“宜去”，这是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宜去”便是“应该取消”。取消的是什么，不正是作为遗产的财产吗？而且胡适“宜去”的不仅是遗产，同时还有对财产的“自由处分”。因为任何一个财产的主人把他的财产以遗嘱的方式变成遗产时，是一种人性的自然，也是他的自由（包括自由捐赠）。在这里，财产权直通自由权。而且没有财产权，也就没有自由权。胡适爱自由，但自由建筑在财产之上，胡适却未必明其就里。更严重的是，如果遗产“宜去”，这“宜去”的主体是谁？显然，作为一种制度，“宜去”的主体就只能是国家。国家的职能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是保护个人财产的，但在胡适的语境中，它却成为对个人财产的掠夺。所以，以上胡适的话虽然只是在表述一种观点，虽然这种观点一开始是自由主义的，但到后来，它却走到了自由主义的反面。这当为胡适始料未及。 自由主义是一种“权利”理论，而不是“道德”理论，它从来不唱高调，它只保障属于个人的权利，哪怕这个权利是有问题的，只要它并不妨害别人。比如胡适取消遗产的理由就很道德，也很高亢，不让年轻人为财所累，不让他们“损其志”和“益其过”。可是，为财所累也好，损志益过也罢，这都是个己的事，你可以劝说，却不可因了这个道德理由而剥夺他们的财产继承权。胡适看起来是一种善意，但它一旦付之举措，却马上对别人的权利就形成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