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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华盛顿的声音：我们需要一些路标 本报记者赵忆宁 5月1日，本报记者接受美国财政部邀请，在华盛顿对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美方联席主席、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进行了专访。 在保尔森的办公室里，得知记者希望拍照，他脱去了西装，靠在被称为舒服的可以睡觉的沙发上。 一个小时的采访中，保尔森对记者提出的18个问题侃侃而谈。熟悉他的财政部新闻官告知，保尔森的肢体语言告诉我们，他谈兴很高。 在即将举行第二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前21天，保尔森接受一位中国记者采访的做法意味深长──向中国政府，特别是向中国人民传达华盛顿信息的用意不言自明。 到今年7月10日，保尔森上任将届时一年，布什总统在去年5月30日提名高盛集团CEO保尔森出任财长一职。有评论称，前任财长斯诺因华盛顿对人民币升值进展缓慢而被迫辞职，而保尔森具有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他的话“可能华盛顿和北京都能听得进去”。 在布什总统的直接委托下，保尔森上任后试图改变美国同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强有力地说服美国改变与中国打交道的方法，“不是通过立法的形式，而是通过战略经济对话的方式”。 这位一直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的财长，自上任以来一直把中美关系作为首要处理对象，平均每天花2-4小时处理与中国相关的问题。 作为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的第一要务是确保美国经济长期拥有实力和竞争力。他认为“理顺美国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对于美国未来的繁荣至关重要”。 在保尔森的倡导下，去年12月在北京成它a举行了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他对记者说，SED是一个新构建的框架平台，而不是一个会议，也不是一系列的会议。他期盼通过这个框架战略性地管理两国的经济关系，也将给中美双方各自的政府以一个声音与对方进行对话的机会。保尔森的创意已经变成现实，正在向所设定的目标一步步地靠近。 此刻的保尔森既有兴奋、期待，也有担忧。 保尔森最大的压力来自国会。制定美国游戏规则的535位被称为“国王”的国会议员们，“不能容忍进展很慢的进程”。他们似乎有点等得不耐烦了，就如同最后一刻拿到NBA总决赛的入场券，即将扮演坐在观众席上的“裁判”，人数众多，静观第二次SED，“北京是否给保尔森一个面子”？ 毫无疑问，这位倡导“同中国展开广泛对话”的财长，将面临着一次公开且不同寻常的“验收”。 国会议员们不仅要验收保尔森在对话之初所做的三项承诺，包括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同时避免高额贸易不平衡；继续对贸易、竞争和投资开放市场；加强能源保障并改善环境等是否能够兑现。 但是，即便有可能签署美中互为开放航空服务协议、促进旅游发展协议以及能源和环保合作协议，这仍不是国会议员们最迫切需要的。其实，他们看重的“验收”试题只有一道：解决美中贸易的不平衡，焦点则将继续集中在美中双方尚存分歧的“实行自由浮动汇率”的“时间表”上。 民主党众议员蒂姆·瑞安和共和党众议员邓肯·亨特以及美国国会中国货币行动联盟的其他成员，3月份公布了题为公平货币法案的众议院782号议案。这一议案的重要特征是舍弃了“货币操纵”(Currency Manipulation)的字眼，代之以“货币偏差”(Currency Misalignment)。 美国商界和工会组织联合建立的中国货币联盟(China Currency Coalition)和美国工商理事会等组织纷纷向国会递交了请愿书，声援这项议案。迄今为止，这份议案被称为很有可能通过。 以制衡为目的的美国宪政体系具有多个决策中心，存在着参与者之间的冲突关系。保尔森对记者说，国会议员的观点在很大层面上反映了他们所代表选区选民们的观点，因为在美国政治体系中是由国会来制定法律，而不是政府。显然，保尔森正处在国会山的政治砲火射程之内──如同782号议案一样，在美国国会山还有要求通过针对中国贸易立法的15个法案。 保尔森一直反对那些要求通过法律途径，迫使中国人民币升值的行动，他深信这样的行动最终将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 深谙美国政治且具有创新意识的保尔森，将在5月23日邀请中国副总理吴仪到国会讲演并与议员对话。他认为这无疑对中美关系很重要，“即使国会山的人在会谈中说的话不是我们想听的，并且他们的话肯定会是不中听的，如果不去见他们并与他们交谈，他们还是要说的，而且会更难听。” 保尔森称赞吴仪副总理是一个强有力的沟通者(communicator)，其用心良苦。 至少到目前为止，保尔森有信心且表示“我们不能失败”。但是保尔森面临着未知的不确定性。华盛顿知情人告知，国会山给保尔森的时间已经有限，保尔森如果没有把握拿到“汇率”之牌，“金融开放”或将成为他的次优期待。 保尔森明确告知，他没有关于人民币由市场确定的时间表，但是他反复地强调，人民币在短期内要有更大的灵活性。 “中国在汇率的改革方面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是后退了”，这是保尔森将美中贸易不平衡的加剧、中国外汇储备额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这些数据，与2005年7月汇率改革前作比较所得出的结论。 “任何人都不能就短期债券市场和投资市场等领域强加给中国一些条款”，保尔森了解中国的行为方式。但是他请中国方面问自己一个问题：是保护竞争？还是保护竞争者？或者是保护某些竞争者？ 保尔森否认他发表的这种看法代表了华尔街的利益，他诚恳地表示，这是为了“代表中国人民”。他认为，如果中国的资本市场可以提供更高的回报，对储户来讲是公平的。 保尔森“符合双边利益”的言论我们耳熟能详。 华盛顿认为，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微妙与关键时刻，也是美国对华关系所面临的另一个关键时期。由于是否获得“实质性进展”的掌控权与不确定性的存在，保尔森担心但是不希望“中国问题”成为下一届总统竞选中的议题，因为总统选举的议题正在形成的过程中。 对此，保尔森希望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能够用行动来证明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为了这一目标，保尔森和他的同事们频繁接触双方相关人士，最大限度地相互沟通。美中经济战略对话美方办公室，不仅每天保持与中方设在财政部的对话办公室沟通，美方人员在最近的一段时期内，基本上每周往返美中之间直接交换双方进展情况。 与此同时，保尔森广泛接触美国国会议员、思想库专家以及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也明显地提高了上镜的频率，仅一个月内在哈佛大学、布鲁金斯研究所、美国百人会等机构进行了多次公开讲演。 通向保尔森办公室的长廊右边，一个圆桌会议室的门敞开着，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办公室常务董事丹尼尔·赖特告知，在这间会议室里，4月26日举行了有近20位内阁部长参加的第一次SED美方联席会议，在5月22日之前，还将召开两次同样级别的会议。 在结束采访保尔森之后的两点，这间会议室将召开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主持的电话会议，进行“旅游推动协议”的评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