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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参加美国游行的经验并不陌生。对在舞勺之年的我来说，游行差不多等于现今人们说的嘉年华，那时候我们小城如臯举办粉碎“四人帮”的大型庆祝活动，其场面真是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彩旗飘飘，口号阵阵，全城万人空巷，将马路两侧围得水泄不通，一个个都伸长着脖子出来看热闹。及至弱冠，在上海的大学四年寒窗以后，就接受了资産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才知道游行原来还可以和示威结合在一起，知道它具有严肃的政治目的，尽管作爲个人你仍然可以在其中暗爽，但是这个游行事情的本身性质或者说公开的理由就不那麽有趣了，虽说就表现形式来说，你仍然可以以搞笑嬉闹的方式来进行。
如果我们自视爲所谓文明社会的成员，那麽，一般说来，我们的感情最好被理性所引导。然而，所谓“有理有利有节”，说起来铿锵有力，但表现出来难免炳I沈闷。所以，对另一些人来说，理性还不如成爲强烈的感情冲动的工具，并充当着把这些激情予以正当化的弁遄C这样说来，群衆集会似乎就可以粗粗分爲两个极点，一端表现爲某种理性的诉求，通过一个群体的活动，旨在说服或争取别人赞同自己的立场，而自己的感情表达起一个配合作用，犹如烹饪美味佳肴时加的鸡精。因爲如果喧宾夺主的话，那麽就似乎有害自己言说的公正；另一端主要侧重于情绪的释放，旨在以外观上的气势浩大、内心中的畅快淋漓爲指归，而辩论说理则屈居其次。我们先是有了某种主要是某种被压抑的情绪，然后再去爲它寻找合理化辩辞。但达到这一认识，还是在参加了杜克大学的游行之后才变得可能的。
且说西藏那边出事之后，西方媒介的歪曲报道，以及一副正义在我毋庸置辩的傲慢姿态激怒了广大海内外华人，须知这些被惹恼了的华人中，钗h人原本是对西方媒体顶礼膜拜的。而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风波曲折，以及西方某些政要和主流媒体在此过程中对藏独不加掩饰的推助，更爲华人世界的怒火提供了充沛的燃料。我呆的达勒姆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比我们如臯还要小得多的蕞尔小镇，原本不会有什麽风浪。没想到几位好管闲事的白人小孩受了他们媒介或意识形态的蛊惑，打着“杜克人权联合会”（Duke Human Rights Coalition）的招牌，要搞一个什麽藏旗校园接力与烛光守夜活动，在其广告中竟然指责北京奥运是什麽“种族屠杀”的奥运。这边的杜克华人组织DCSSA闻其风而怒之，立即在其负责的邮件组中倡言予以反制，也就是选择同样的时间和地点搞一个同样的集会，其申请也很快获得杜克警察局的批准。
集会的第一个地点在东校区食堂与Lily图书馆之间的那块大草坪上。有一根黄线把两彪人马分成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一侧是数十名华人，挥舞着大大小小的五星红旗，举起的标语是“反对歪曲新闻”、“我们热爱西藏”、“达赖喇嘛是个大谎言家”、“我们热爱和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热爱中国”、“一个世界、一个梦”等等，但也看不出哪些人是组织者。另一侧起初只是一个孤零零举着“雪山狮子旗”的白人大学生，老实说，虽然我认爲这孩子不明事理，但从非尼Q的角度上讲，他不惧怕单兵作战，这份勇气倒是值得嘉釭满A只可惜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后来有位华裔记者模样的人对他进行了采访，过会儿那边稀稀拉拉来了几个人，不过是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而已，始终士气不振。好像两边都没有什麽气氛，这和人头攒动的食堂适成对照。支持或反对藏独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件挺让人揪心的事，我们不断操心着别人怎麽看我们，国际形象如何（事实上往往也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怎麽样），不过其实对绝大部分美国佬来说，这是比较遥远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得知卢旺达两个部族发生械斗， 不是没人关心，但是究竟是波澜不惊。
接着，一件离奇的事情出现了。不知道什麽时候开始，我们发现一个穿着黄色衣衫的黄种女孩子出现在他们那一撮人中。大家招呼她过来，但似乎请不动她。看上去她跟藏独打得火热，一会儿在其前胸后背上给他们写上“Save Tibet”、“Free Tibet”，一会儿跟他们谈笑宴宴。大家议论纷纷，不知此人是日韩的，是华裔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我则想当然地估计她是藏独的男朋友，被人家争取过去了。有人于是就大声喊话问她，她回答自己是中国人。大家顿时就觉得很气闷。接着她就踩着黄线，对着我们叽里咕噜说着什麽。但是，双方都不屑近前听她说法。我走过去，问她对同胞爲何非要用英文讲话？她用英文回答我说，反正你们都听得懂。我说这不是听得懂听不懂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这涉及到一个民族的尊严。她说我必须要用英文讲，因爲只有用英文讲，彼此才能听明白，她要调停。我指指那些藏独，问她：“他们中可有一个人在听你？”她并不理会我，继续徒劳地在用英文哇里哇啦。不消说得，此人即是后来鼎鼎大名的王千源小姐。
不时地有老外经过，我们就给他们派送传单。我们这里的传单其内容我以爲很刺激渗人，主要是宣传西藏农奴社会时代的酷刑图片，以及达赖喇嘛与一些纳粹余孽的合影。我认爲这种传单效果有限，因爲达赖流亡政府现在毕竟不再实行酷刑了，而他跟纳粹的联系我觉得很牵强，合影可以进行多重解释，不能说明什麽太大的问题。更重要的事，达赖在西方社会声誉日隆，这种宣传会被视爲荒诞不经而弃置不顾，倒头来反会使我们陈述的其他事实丧失公信力。虽然如此，我还是利用它成它a策反了一名潜在的藏独。我看到了一位跟我一同听课的澳大利亚籍学生，把传单交给了他，并告诉他西方媒体都在意识形态的操控之下，片面报道。他挤挤眼睛说，你可真是活学活用啊。因爲《文化研究导论》这课，好多时间都在讨论意识形态。
大概过了半小时，也就是六点半的时候，藏独们出发了，我们这边大队人马马上也就贴身跟上。一个警察骑着摩托车不即不离地跟着。我们从东校区步行到西校区，人行道非常狭窄，所以把人数并不多的队伍拖得很长，犹如残阳下的影子。沿途都是森林，空气清新，大家谈谈说说，不象是义愤填膺的样子，倒象是赴宴途中。蓦地我想起来，藏独在前面引路，我们搞得来岂不象是他们的随扈人员了麽？走到路中心往前一看，原来我们的五星红旗在飘扬在最前面。藏独夹在当中。可惜观衆不多，不过偶尔有一两辆校车开过，车上的学生对我们并没有什麽友好的表示。有趣的是，一位好奇的白人大学生，在队伍前后窜来窜去，向中国人热情地问长问短。行进途中，不时有前方战报传来，说是UNC（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动员了八辆车过来支持，一会儿又说，前来驰援的还有距离这边稍远一些的UNSU（北卡州立大学）的中国人，这些生力军都集结在西校区的教堂前，形成两军对垒的态势。
还没走到教堂，就听到我们的国歌嘹亮有力，我们精神不禁爲之一振。远远望去，教堂前黑压压的挤满了人，当然八九成都是中国人。趋前看时，看见一个瘦高的白人学生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多少还有些委屈地说着什麽，但是没有人听清他在说什麽，因爲他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有节奏的、排山倒海的“Liar”的喊叫中。他们占据着教堂前的有利地形，但是他们的雪山狮子旗处在五星红旗的红色海洋的包围之中。不少人手持相机睑X各种pose留影纪念，小可亦未能免俗。这时候看到那位加拿大的华裔女孩，她是我上哈特课的同学。老远就叫着“老朱”，拿着相机在人堆里转来转去，兴奋的脸涨得通红，一叠连声说着：“好玩好玩，好玩死了！”我问她支持哪一方，她竟然说哪一方都不支持。我想，怎麽第二代移民这麽快就已经被同化了？心有不甘，又问她感情上支持哪一方，她想了想说，还是支持我们。但究竟是真心如此，还是不好意思让一再逼问的我脸上无光，就无从知晓了。
但跟所有的高潮一样，一旦High了，不仅时间维持得不长，而且革命低潮就会马上出现。由于教堂前的广场是他们早先预定的，所以我们不能非法占据他们的地盘。但是把这块空地让出来之后，我们这支队伍就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了。一部分人在组织者的带领下，举着旗帜在周边悄无声息地兜圈子，另一部分人则逗留在广场上跟藏独辩论，据我看来，我们的胜算不多；因爲一则语言上他们就占了一个便宜，二则我猜想这些藏独娴熟各种人权理论，对政治抗争自小耳濡目染，所以是有备而来，而我们虽然人多势衆，辩论的经验和水平未必就很高。这时候消失了好久的王千源不知道怎麽又突然高调出场了，要求大家静下来听她讲，有些人发出嘘声，甚至有个别人骂她“汉奸”，但是这种辱骂很快被制止，也有人大声喊着让她讲，但是她似乎缺少足够的魅力成爲大家愿意倾听的中心人物。辩论很快就乱哄哄地分散成好多小圈子在各自爲战，但这时候我本来就不多的激情已经油玷O尽。于是远离嚣杂的人群，独自坐在台阶前小憩，想想中国政治，中国历史，美国，自由，民主，觉得这些大词很让人头疼，接着又想想杜克大学和此时此刻在杜克大学某处台阶上无聊坐着的自己，觉得这些事情有些怪诞。看看头顶上的星空，觉得月亮也冷冷地看着我，我不觉拍了拍脑袋，走到那些相熟的朋友面前说，不如走吧。
第二天校报上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次游行。但是记者却基本上采取了藏独的视角，抱怨我们抢占了他们的布道场所，我们剥夺了他们的言论自由，不让他们开口，藏独甚至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已经对藏人做了的事情。必须承认，尽管报道有失公正，后来DCSSA也组织签名发表了批评性读者来信，但是他们这些意见本身还是有部分的道理的，要是人多势衆取胜，那麽在美国，华人再多也还是极少数。从自我表达上来看，这次游行酣畅淋漓，气势如虹，可谓完胜；但是从争取认同的理性立场上来看，感觉还是路漫漫其修远，还要吾人一起上下来求索了。
懒学士 《在美国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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