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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在美国游行的经历，说起来挺好玩的。
在美国奥本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和一个叫康妮的犹太人在一个办公室。她是二战期间在上海出生的，所以对中国很有感情。
有一天康妮对我说，我们要去游行，你参加不。我知道她这几天都在忙活着爲植物园的事抗议校方。缘由是这样的。有一个大款捐了一笔钱，让奥本大学建博物馆。这当然是好事。但这种事在美国也很常见，你会经常看到很多博物馆、图书馆等是用某个人的捐款建的。美国人不太喜欢把钱留给子孙或带到坟墓里去。
有人捐款建图书馆，校方当然高兴。但建在哪里呢?有人就开始打植物园的主意。奥本大学的植物园其实就是一片小树林，面积不算大。平常用处也不大，偶尔有人会在那里散步。但一听说要毁掉植物园建博物馆，很多人就不干了。其中就包括康妮，她是非常积极地反对这一动议的。
我知道康妮说的游行，是反对破坏植物园的事。虽然这事与我无关，我还有两个月就要回国了，但我觉得在美国参加游行可能很好玩，就爽快地答应了。抗议美国当局的事，何乐而不爲呢？然后，康妮告诉我，说十二点半到校长办公楼前集合。
十二点十五分，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往校长办公楼那里走。我本来期望游行可能很壮观，有人喊口号，有人举标语，但实际上很令人失望。路上遇到不少人都是去参加游行的，但队伍稀稀拉拉的，根本谈不上壮观。所谓的游行，就是从自己的办公楼走到校长办公楼。路上确实看到有人举着标语，但只不过是用普通的打印纸打出的一个口号，不举起来别人都看不到。更没有人喊口号，大家都很平静地朝校长办公楼那里走。遇到熟人就打个招呼。
等我们走到办公楼前早有三四十个人在那里了。有人在分发袖标，只不过是一块绿布条，系到胳膊上。我也领了一个绿布条，绑到自己的胳膊上。
这时，听人说，抗议者已经派代表到校长办公室交涉了。大家都没有事，就静静地站在楼前，聊着天等着结果。大家情绪都很平静，没有人喊口号，甚至没人大声说话，大家都是一副很悠闲的样子。有几个人拿着简单的标语，大意是，“我们的确需要一个博物馆，但不能以毁掉植物园爲代价”。
很快，楼里就走出来几个人，其中包括抗议者代表。捐款人没有来，但他早就给大家捎了话，说他只是捐款，并没说要毁掉植物园建博物馆。建在那里，由学校自己决定。既然大家都反对，他也不主张毁掉植物园。看，这人多贼，大家不高兴的事，他是不会干的。
下来的人中有一个是校长。校长说话了，大意是，谢谢大家对博物馆和植物园的关心。虽然有人提议在植物园建博物馆，但学校并未决定这麽做。既然大家如此看重植物园，说明植物园在大家心目中有很高的价值，学校是不会破坏植物园的，请大家放心。学校会另找地方建博物馆。你看，校长也很圆滑，大家反对的事，他也不做。
然后抗议者就这麽散了。我自己觉得很不过瘾，所谓的游行，和散步没多大区别。第二天，我参加游戏的照片竟然出现在了当地报纸上。
后来我想，美国的校长真是软蛋，普通员工要求的事，居然很快就答应了。要中国校长，想怎麽办就怎麽办，哪管什麽舆论、民情。毁掉一个植物园有什麽了不起的，毁掉一个座古建筑都无所谓。至于派警察把游行的人抓起来痛打一顿，我想无论是美国的校长还是政府，都是连想都不敢想。
所以，还是中国官员牛逼！
张清津 《在美国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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