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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看到这样一些美国人﹐尤其是那些受过大学教育﹐思想又比较左倾的美国人﹐他们总是会担心美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冲突。
在有些圈子里面﹐谈谈马来西亚的耐克工厂的劳工遭遇﹐或者讲讲美国军队在干预外国事务时候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弹等等﹐这些话题总是很容易让人交到朋友。
但是﹐在所有这些自我贬低的做法之外﹐有一个真正的问题﹐我们可能都还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在美国所领导的全球化中﹐我们正把美国式的关于什么是精神不健康的概念推向全球。这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精神不健康」是个文化病
很多年以来﹐美国人都在告诉全世界﹐什么是脑子出问题了。但这种统一化的新标准﹐其实却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因为在精神疾病的治疗方面﹐各国传统文化其实更有其优势。
根据一批人类学家和跨文化的精神病医生的研究﹐精神健康问题不像小儿痲痺症等自然疾病那样﹐有自己的自然进化历史。他们根据大量的资料研究分析指出﹐精神健康问题在全世界各地的差异很大﹐从来都不是一致的。无论是其表现形式还是内在实质﹐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大的差别。
事实上﹐精神健康问题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特定的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比如﹐在有些东南亚国家﹐男人们会发生一种被称作杀人狂暴的病症﹐狂性大发之后就出现失忆。这个地区的男人还会患上缩阳症﹐男人们觉得自己的生殖器缩进了肚子里面。在中东地区﹐有一种神秘的精神状态﹐当地人相信女人容易受到邪灵附体﹐就要进行一种神秘的仪式来甩掉邪魔。这种舞蹈式的动作﹐舞者随着一种音乐节奏大幅度地舞蹈﹐最后进入一种类似颠狂的状态﹐狂呼乱叫﹐不断歌唱。当地人有一个说法﹐当你觉得心情不好或者遇到麻烦﹑情绪低落的时候﹐就该跳这种舞蹈了。
在各种文化中﹐精神健康的多样化是十分明显的。而这种差异性也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段显示出来。比如﹐哲学家Ian Hacking在他的书疯狂旅行者中﹐就记录了在1890-年代﹐有一些欧洲男子会在恍恍惚惚的状态中神游﹐走了几百英里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类似的情况还有19世纪发生的女性歇斯底里式的腿部痲痺﹐影响了几千名中产阶级的妇女。这种情况让人们了解了当时女性在社会角色方面所受到的束缚﹐同时也让人们了解了当时对于社会角色与社会痛苦的定义究竟是什么。
多伦多大学的医学历史教授Edward Shorter写过一本书﹐名为「痲痺﹕歇斯底里症状的沈浮」。在文章中他说﹐在某些时代﹐抽搐﹐忽然不能说话﹐剧烈的脚部疼痛是常见的状况﹐而在另外一些时期﹐病人可能会更多的出现胃疼﹐对体重的错误估计﹐或者身体衰弱不堪﹐这些是心理疾病的信号。
在任何一个时代﹐那些负责治疗心理疾病的专业人士﹐无论他们是医生﹐巫医还是教士﹐都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要确认那些症状是真正的病症﹐哪些是病人的想象。由于不同宗教信仰的治疗者﹐对于什么样的症状是精神疾病所造成的﹐有着不同的见解﹐因此精神疾病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地域﹐一向都有着截然不同表现。换句话说﹐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什么是疯狂的概念也都有着很大的差异。
精神病患的全球标准
这种多元化的潮流﹐到最近却发生了变化。近几十年来﹐西方人关于什么是精神疾病的知识和见解﹐在世界各地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包括美国人在内﹐有关精神疾病的知识都在以科学的名义进行传播。西方人相信自己所用的方法是有科学依据的﹐有生物学上的根据﹐并且能够打破种种不科学的迷信和神话﹐以及消除那些错误和有害的做法。但是﹐如今有新的证据显示﹐在西方人不遗余力教导全世界像自己一样思考的时候﹐事实上是在输出西方式的一套关于精神健康的症状的定义和理念﹐而这些理念并非放之四海皆准。事实上﹐美国的精神科医生们输出的不仅仅是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手段﹐还有对什么是精神疾病的定义。而在其他的国家﹐人们对什么是精神不正常的看法本是各有不同的。
事实上﹐有一些精神健康问题﹐比如忧郁症﹐创伤后紧张症以及厌食症等等﹐现在都以传染病的速度传播到其他国家和文化之中﹐而这些国家和文化中﹐本来对这些西方化的精神疾病根本闻所未闻。这些病症群变成了人类共有的精神疾病﹐而取代了对这些疾病各种各样的本地化描述。
香港中文大学的李辛(音译)博士是一位精神病学者和研究人员。他眼看着精神治疗领域的西方化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在1980年代末期和1990年代初期﹐他忙于观察和治疗香港的一种地区性的罕见的神经性厌食症。和美国的厌食症不同的是﹐他的大部分病人并没有主动有意去节食﹐或者担心会发胖。他们所述说的症状往往都是肉体上的痛苦﹐很多人都说自己感到肚子发胀。李先生努力想要了解这种地方型的厌食症﹐并希望了解为何这种特殊的厌食症在香港之外的地方非常罕见。
当时﹐李先生正要发表一篇文章﹐所司拒绝进食在香港当地有一种特别的含义﹐表达了一些特殊的意义﹐此时忽然公众对于厌食症的理解转变了。在1994年11月24日﹐香港街头有一个姓苏的少女因为厌食症而倒地死亡。这个事故引起了香港媒体的关注﹐并且在本地报纸上被大肆报道。有的报纸上说﹐因为厌食令她骨瘦如柴﹐女学生倒地身亡。还有一份报纸说﹐死者的书包里面发现了节食书。
为了要解释她的死因﹐香港本地的记者们简单地从美国的医疗诊断书中抄袭了大段对于厌食症的描述。在香港的报纸和杂志上﹐记者们引述了精神科医生的话﹐断定香港发生的厌食案例与美国以及欧洲所发生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因为这名少女的死亡﹐有关厌食症的知识﹐包括厌食症为什么会发生﹐怎样发生﹐哪些人最容易受到影响等等﹐开始出现了单一方向的传播﹐那就是从西方向东方的传播。
改造了人们的思维
西方人对于厌食症的看法﹐不仅仅让人们对在香港发生的厌食症的了解变得含混不清﹐同时也可能改变了人们对于这种疾病本身的描述和表达。当香港公众以及香港的普通民众越来越了解美国人眼中的厌食症之后﹐李先生的病人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美国式的厌食症患者﹐他们的症状接近于美国标准。以往﹐李先生一年接待的厌食症病人大约是两到三人﹐但是在1990年代的末期﹐他每月都会接待一些厌食的病人。
厌食症的增加﹐又引起了另外一轮的媒体报道高潮。一份报纸的头条报道说﹐随着厌食症的增加﹐年龄小到10岁的小孩也开始把自己饿坏了。到1990年代末期﹐李先生的研究显示﹐香港女性中有3%到10%的人口﹐出现了饮食紊乱的问题。这些女性与李先生早期的病人不同﹐多数都说自己是因为担心过于肥胖而开始节食的。而减肥也是她们发生厌食症的最主要原因。到2007年﹐大约90%的李先生所治疗的厌食症都有对肥胖的恐惧问题。而且﹐新的病人越来越多的将自己的病症描述得非常相似于西方教科书中的症状。
李先生和其他的一些专业人员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病人对这种病症的了解和理解﹐是如何改变病人们对自己病症的描述的。李先生说﹐由于文化的作用﹐人们对一种精神病症的笼统描述﹐会被理解为对特定病症的部分或者全面的描述。假如有一种气氛﹐媒体﹑专业人员﹑学校﹑心理学家等都在认同和讨论某一种形态的厌食症﹐那么人们就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描述那种形态的饮食正常问题﹐作为表达饮食失常的一个方法。
在如今的这种全球化时代﹐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令人担忧。事实上﹐现在有关精神疾患的描述和定义﹐会很容易就跨越边界而为外国人士所接受。李先生本人是在英国和美国接受的医生训练﹐他深深了解西方人关于精神健康问题的种种看法背后﹐那种强大的推动力量。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精神科医生们研究和设定了精神疾病的正式分类﹐然后推销一整套的治疗方法﹐而这套方法也就变成了全球的标准。
美国标准统治世界
美国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主办了精神科领域内的大部份学术刊物﹐也主办了大部分的精神健康领域的顶级学术会议。西方的药厂资助了大量的有关精神健康的研究﹐并且花费了大笔的金钱用在推销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上。
此外﹐西方训练的精神创伤专家们﹐经常在第一时间赶到战场或者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地﹐提供所谓的精神方面的紧急救护。他们带去的就是一种预想的概念﹐那就是在战争或者其他重大的心理创伤性事件中﹐人们的心灵是怎样受伤的﹐又是怎样才能够治愈的。这种强大的势力﹐越来越主宰着精神治疗世界。
在李先生看来﹐这种趋势也是很难停止的。他说﹐当西方对于疾病的分类越来越取得垄断地位以后﹐造成病人心理疾病发生的那种亚文化﹐或者是那种特定的文化环境﹐往往被医学家们忽略了。
那么﹐假如有关各方没有把西方的有关厌食症的理念输入到香港的话﹐当年香港的厌食症患者会不会那样突然增加很多呢﹖看起来不会。自从19世纪初叶﹐欧洲人当中开始出现厌食案例之后﹐经过了大约50年的时间﹐西方的精神科学者才逐步了解到如何命名这种疾病﹐如何对这种疾病进行治疗﹐并将厌食症作为一种心理失常的概念推广开来。相反﹐在1994年那名香港女学生倒毙在香港街头之后﹐香港人仅仅在几个小时之内就知道了这种病症﹐这种病的含义﹐以及谁会有较高的风险。
西方学者并不关注
但是﹐西方人关于精神健康以及精神疾病的概念﹐究竟如何影响到其他国家的人们对这些疾病的理解﹐这个问题却很少得到西方学者的专业讨论。很多现代的精神科医生以及研究这相信﹐西方的药物和疾病分类以及治疗理论﹐背后有着科学的依据﹐能够战胜无休无止变化的文化趋势和信仰。 何况﹐如今现代科学已经能够观察到人是如何进行思考的﹐甚至也能够观测到大脑的各种化学成份﹐并且可以检查到精神不健全者的DNA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们认为﹐由于这些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他们已经能够避免前辈在文化上的盲点和偏见。
在当代的心理医生看来﹐他们前几代的心理医生们﹐过于跟着社会文化的变化而随波逐流。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歇斯底里妇女的看法﹐如今被当代的心理医生们认为是一种文化产物而不予考虑。而只有其他文化中才存在的一些心理疾病﹐则被美国医生们视为嘉年华的后遗症﹐也不予重视。缩阳症﹑狂乱症等疾病﹐在美国的精神疾病治疗手册中被放在非常靠后的位置﹐被笼统称为文化综合症。
西方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们通常更加重视的是那种没有受到文化潮流影响的精神疾病。由于这些疾病不受文化潮流的影响﹐西方的精神健康医生们就倾向于认为﹐对这些疾病的描述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西方的心理医生认为﹐他们所使用的精神治疗手册就是对全世界精神科医生的指导手册﹐而将此手册应用在全球﹐就是科学知识的大普及行动。
心理疾病的文化背景
当然﹐有很多社会因素带来的心理疾病﹐是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发生的﹐比如个人的心理创伤﹐社会巨变或者大脑中某些化学成份不平衡带来的精神疾病等等。当代科学已经开始探讨这些原因。但是﹐无论引发问题的具体原因是什么﹐病人和他周围的人﹐都还是要借助自己的文化信念以及文化背景﹐来了解这些疾病。这些文化背景往往对病人了解疾病的产生﹐和理解这些疾病的治疗都会发生重要的作用。
在有些文化中﹐精神疾病可能被解释为邪魔附体﹐或者是丧失了元气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治疗。而跨文化的心理医生以及人类学者们还应该介绍给人们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心理疾病包括忧郁症在内﹐甚至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在今天都会被社会信念所影响﹐正如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诸如歇斯底里腿部麻痺之类疾病的患者﹐也会被各种文化信念所影响一样。
这并不是说﹐今天的精神疾病患者的痛苦不真实﹐或者今天的精神疾病患是为了迎合某些社会潮流而修正了他们的症状﹐比如说将厌食的原因故意说成是为了节食减肥等。其实﹐这里所说的是﹐精神疾病是一种源自精神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理解疾病背后的思想﹐习惯﹐文化环境等﹐那么也就没有办法真正理解这种疾病。
即便有关心理治疗技术背后的依据是科学的﹐这种西方生物医疗技术的输出﹐也会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后果﹐有的后果是相当令人沮丧的。比如﹐在过去的50年间﹐西方的心理医学界大力推广所谓的心理医学文献﹐而各国文化的差别性﹐被抽象和概念化了。在国际心理学刊上刊载了一篇论文﹐称赞那些把心理疾病视为和其他疾病一般无二的人士﹐说对心理疾病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对心理疾病采取了一种有知识的﹑仁慈的和支持性的立场」。
精神疾病是不是脑子有病
西方的精神病学者认为﹐精神疾病应该被当作一种大脑的疾病来治疗﹐而病人本身对病情是没有什么责任的。鼓吹这种立场的人认为﹐这样做既有科学事实作为依据﹐也能给病人带来很大的好处。当人们相信心理疾病不是来自超自然的力量﹐元气的丧失或者其他一些非科学的因素之后﹐他们就可以从自责等状态中解脱出来。很多精神科医生﹑药厂以及病人权益团体都对这种立场表示支持。而看起来﹐这个做法也确实可以减少精神病人的隔离感和耻辱感。
看起来﹐彻底抛弃有关精神病的那些非科学的迷信﹐是把精神病人从社会压力下解脱出来的小小代价。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所谓大脑有病的说法﹐是否能够真的减少病人的耻辱感。
在1997年﹐阿拉巴马的Auburn大学教授Sheila Mehta希望找出是否所谓大脑疾病的说法﹐究竟是否能够产生意向中的效果。她怀疑说﹐对于精神疾病的生物学解释﹐也雪|影响到我们对于精神病人的态度﹐而我们对此也钓茧L意识。因此她设计了一项相当聪明的试验。
在这项试验中﹐试验对象被告知他们要参加一项简单的学习项目﹐而他们的试验伙伴是一个医生的同谋角色。在试验开始之前﹐两个人交换了一些生物数据﹐然后同谋者告诉试验对象他有精神疾患。然后说自己是因为小时候发生什么事故而得病的﹐或者说自己所得的病是和别的病一样的﹐只是一种疾病而已。随后试验对象就开始教授同谋者识别按键。假如同谋者弄错了按键﹐那么试验对象所能够给出的就只有几乎辨别不出的电击﹐或者有些痛苦的电击。
分析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对其伙伴精神疾患的不同解释﹐会让试验对象作出不同的反应。那些相信伙伴的精神疾病和其他疾病没有什么两样的人﹐加快增强电击的速度要快于另外一组﹐也就是相信他们的伙伴的精神疾病来自幼年的精神创伤的人。Mehta写道﹐当人们相信精神病也是一种普通的病症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对待病人的态度反会更加严厉。我们说自己会变得比较温和﹐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做法恰好相反﹐是变得更加生硬。他说﹐这当中的问题是﹐假如用生物医学的语言来解释某种心理疾病﹐比如说精神分裂是因为大脑中某些部分出了问题﹐这比起说由于精神创伤而造成精神分裂来﹐似乎显得更加永久性和不可逆转性。
换句话说﹐用纯粹的医学语言来解释病情﹐希望降低病人耻辱感的努力﹐看来是不成左满C事实上﹐病人反而增强了耻辱感。那么﹐在实验室以外的世界﹐情况是否也与此相同呢﹖
西方模式是否真正有效
如今﹐在西方的大力推动下﹐ 西方式的精神病治疗体系已经广为流传。研究显示﹐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采纳了这种模式﹐来研究和治疗精神疾病。虽然在美国和欧洲﹐这样的变化是最为深刻的﹐但是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当被问及精神病患的原因的时候﹐很多人的回答都是「大脑中的物质失去了平衡」等等。
很不幸的是﹐与此同时西方的精神健康科专业人士﹐成它a说服了全世界的精神科专业人士用生物化学的语言和词汇来描述精神疾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慢慢输掉了为免除精神病人精神痛苦及耻辱感而进行的奋争。研究显示﹐从1950年代到1996年﹐精神分裂症病人所面临的危险在不断地增加。与此同时﹐德国一份类似的研究也发现﹐从1990年到2001年﹐人们对患有精神分裂症人士的态度越来越疏远。研究者希望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人们这种态度的转变。显然﹐相信精神疾病是由生物原因所导致的人﹐往往也倾向于认为精神病人是更加危险﹑也更加不可预测的。而这种状况在其他的相仿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发现。
比如﹐土耳其的一项研究显示﹐那些认定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大脑弁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