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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84年夏天随“中国之春”到洛杉基参观奥运会，还见到了陈冲等名人。当时主要是搞游行，想鼓动中国大陆的跳高运动员朱建华逃跑。因爲他当时也是中国拿金牌的主要目标。当时中国的留学生主要分爲两批，一批是埋头苦读书的，另外一批是比较活跃的、要求中国实行民主的。当时我是属于后者，对美国的民主社会非常地钦佩、甚至有一种狂热的感情。当随着我在美国生活的长久和经验的积累，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有了更明确的看法。现在看来当初的行爲是比较幼稚，但也能体现出我们对民主的渴望。1984年夏天之后，我又回到多伦多，给一家华人报社翻译一些美国或加拿大报纸的一些新闻消息。因爲当时华人报纸都没有新闻记者负责采编的工作，主要是将当天的一些报纸新闻进行翻译、加工整理成中文，以供当地不读英文的华人嬝炕C还在别的很多地方打工，甚至我还在在大游艇上做过保安。
在我来到罗得岛之后，感觉到美国的大学和加拿大大学的不同之处，充分显示了美国大学财力雄厚、资源丰富，老师、课程、学生水平都很高，这就促使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到美国来。1983到1984这一个学年，我是在美国念书的，但后来学生签证到期又不能延期，所以才回到加拿大。我在加拿大拿到的是学士学位，在美国则是硕士学位，所以对两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有比较深刻的体会。首先，加拿大是延续英国教育的体制，所以它在学校的建制、系统方面都是来自欧洲的体系。多数是公立学校，对学生来源要求不严，造成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而美国则有钗h独创的地方。其次，美国因爲私人基金、教会比较多，爲了体现他们慈善的特点，所以由他们捐赠的私立学校也很多。所以有钱人家的子弟都是读私立学校，美国的总统、或者名人多数都是从名牌私立学校毕业出来的。这主要是由其独特的历史、经济背景决定的。从政治方面来说，美国的学校也比较强调自己的独特性，灌输美国式的教育。另外一方面，加拿大既是沿袭了欧洲的教育体制，又吸收了一些美国的新鲜东西。但总体上来看，美国的大学在资金、教学质量和人文环境上要优胜。而且，美国的文凭在加拿大也相当值钱，钗h加拿大人在美国读完博士，就回加拿大的大学教书。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留学生在外面得了学位，回到中国后能得到更多的认可、尊重和鼓励一样。美加学校最重要的差异就在于资金。美国钗h学校的资助都来自政府或者大财团，像通用公司这样的财团就会出钱资助学校搞研究工作。
我1985年毕业，在1984年就开始申请硕士课程，申请了不少学校，第一个就是Carlton University。选择它首先是因爲它的法律、政治、公关等专业在加拿大都非常出名；其次，它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是爲政府服务的；第三，它也爲法律学院、律师学院提供毕业生的。当时我也被Carlton以及Windsor University录取了。但当时我的姑夫却主张我要独立自主、去打工，而反对我继续读书。从现在看来，选择放弃读书是我人生第一个比较大的错误决定。其实，当时我也不是很缺钱而不能读书，完全可以通过贷款、借钱或者是申请加拿大政府奖学金而继续求学。但是当时却觉得自己在中国已经读了三年多了，在北美又读了三年，要再读两年的话，会不会读得太久太累了，应该是时候出去闯荡一下了，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当时已经是27、8岁了，再去读研究生就太久了。现在看来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爲一旦我从Carlton硕士毕业，很可能就会派到加拿大政府机构工作，比如说外交部、商务部，同时也比较容易就能拿到加拿大公民的身份。我放弃了这条道路，否则我也会像当今加拿大驻华、驻港参赞、外交官等，都是加籍华人。毕竟我本身就是学英语的，而且也喜欢外交，所以当初的决定让我现在也觉得很痛苦。人生一过去，就不能再回头。生活也只有朝前走，没有向后看的。所以，人选择大学、选择去向、选择留学的国度，都要作一个仔细的了解、权衡。不过话又说回来，年轻的朋友又不能了解到这种迷惘和矛盾的问题，我也只能把自己的一些经验、体会和预测提供出来。我敢说，如果我读了Carlton University，我的人生绝不会和现在一样。因爲按照我自己的理想和能力，现在的状况远远未能与之相称，我应该比现在做得更好更成左满C像张朝阳那样，回来大陆之后很快就成名成央A人毕竟也是爲了这个名利而活着，这是一种原因。当然，人也要有各种理想和追求，我出去得比较早，也失去了不少机会。但总的来说，还是选错了一些事业和学业方面的决定。其次，我在家庭方面也做了重大的错误决定——和一个美国人结婚。
我的英文比较流利，对钗h俚语都很熟悉，主要是因爲我和一个美国人一起生活了五年。
1985年，我回到加拿大，进行我本科最后一个学年的学习。我选了财务、计算机和政治学（第一年学生化，但觉得很难，试验也很难进行）。80年代初期，计算机行业正处于上升期，尤其是
在美国。但因爲我的性格和爱好，决定了我不能成爲一个正规的程序员，所以我也做得不是很开心，个人也还是倾向于管理这一块。因此后来我就去学了MBA。
我在加拿大毕业之后，做过钗h份工作。第一份是在银行做财务员，对银行的运作、财务系统都有一些初步的了解和工作经验。工余时间，我还去做大楼、游艇的保安。198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认识了一位印尼华侨苏小姐。她很早就嫁给了加拿大当地的一个华人。她比我大七、八岁，当时我是二十七、八岁，这个应该算是我的第一次恋爱。她看中我的年轻和才华，能给她新鲜感；我则对她的家族和生意産生浓厚的兴趣，想和她合作搞生意，进入加拿大的商业圈中。她当时候正在做房地産，她也希望通过我的协助，将它扩大开来。后来，苏小姐
的産业扩充到了几百万，还买了大楼，但最后由于各种原因（和丈夫闹离婚、和拍档不合等等）而破産了。我们是先有了感情基础，然后才有生意上的合作，我也想通过她了解加拿大白领的生活、上流的社会。因爲当时去加拿大的华人都是来自广东沿海一带，而内地的留学生是非常少的，因而也比较地受歧视，被当地华人认爲大陆的留学生都是共産党派来的。这样一来，让我心理很不平衡，发誓要找一个加拿大白人或者美国白人，共同组建一个家庭，以证明自己的能力。
后来，我在加拿大一所学校邂逅了一个来游玩的美国姑娘黛安娜，她对中国的文化并不了解，但有一种模糊的轮廓意识，并且对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有一种向往和喜爱。经过半年的来往，我就和她结婚了。这次结婚的动机，一方面是因爲自己感情上的孤独和生理上的需要，另一方面，自己也有要到美国深造、工作的打算。我们的婚礼是在边境上的一个小城市举办的。她的整个家族的人都来了，是爱尔兰和德国人的后裔。因爲当时我的绿卡还没有办好。在我第三次去美国的时候，是以移民的身份去到的，地点是密歇根州的底特律。结婚时，我还不知道她是一个天主教徒，而且对宗教的理解也很模糊。在婚后，由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同，所以在价值观念、宗教理解和小孩子的教育方面都産生了巨大的分歧。当时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想继续念书而不是养育孩子。而她怀孕之后却不愿意堕胎。底特律是一个工业城市，需要的主要是工业技术，而我之前在加拿大学的东西都没有用了。我希望在财务、金融方面有所发展，所以找了一所会计师事务所当会计员，给公司报税、做财务报告等等。同时我也意识到高科技的重要性，因此我也选修了一些计算机的课程。这时候的我，是非常地辛苦，又要读书又要打工来养家糊口。而一般的美国女性婚后都是在家休息几年，等小孩读小学了才出来继续工作。当时我的工作收入不是很高，所以上完班之后，晚上我还要去超市帮人推车，周末就出去参加乐队表演、拉小提琴。三份工作加上还有的晚上要去念书，负荷非常地重。所以，我很后悔和黛安娜结婚。因爲她是一个既不愿意到加拿大去，也不想去象纽约、洛杉基之类的大城市。而我来美国是一心想求发展的，因此觉得留在底特律是没有前途的。美国人和中国人在食物、生活习惯、对性的要求、对宗教的理解和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都不太吻合，所以我的第一次婚姻是比较痛苦的。我的大女儿是一个混血儿，1987年8月2号出生，今年即将16岁了，今年在读高二。在她出生后的五年，我都和她一起，带着她，对她充满了感情。即使我离婚了，也是住在她的附近，经常每周都去看她。这两年由于我回到了中国，所以几乎没有什麽时间和她在一起，很想念她，也觉得非常对不起这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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