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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纽约可能有各种美好的回忆，百老汇的戏院、林肯中心的芭蕾、自由女神像、大都会博物馆等等。在我的记忆中，纽约是一堆出租车票。这次去纽约6天，总共留下18张。每一张都保存得很好，丝毫不敢大意。我没有收藏出租车票的怪癖，我要靠这些车票回单位报销。到纽约出差，我只能打的，不能租车，曼哈顿开车太麻烦，停车也太贵。
我需要带一个装三角架的长条形黑包和一个带滚轮的摄像机专用包，肩上还挎着第三个，里面塞着照相机、电池和话筒。这些负担让人身心俱疲，尤其在纽约。体力支出自不待说，心理折磨更大，人情冷与暖的交替只在一两句对话以后。第一次上路采访我就能感觉到自己受欢迎的程度。从曼哈顿中城的Marriott酒店出来，门童立刻迎上前，一脸笑容，“肯尼迪机场？”纽约的出租车司机最愿意去肯尼迪国际机场，从曼哈顿到那里的价格是45美元。我拖着大包小包，自然会给人去机场的好印象。门童将长途的客人介绍给出租车司机以后可以得到一点回扣。
“不，卡内基音乐厅。”卡内基音乐厅是我这次纽约之行的主要拍摄场所，他们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中国文化节。如果不堵车，从Marriott酒店过去的车费只需要6美元左右。瞬时之间，门童的笑脸已经消失。我真不愿意让大家失望，只能恨自己不是去机场。他让我等着，绕过停在酒店门口的出租车不用，直接冲到马路上去拦路过的车。我心里充满感激，虽说无法满足他的愿望，可人家仍然热心服务。我给了他1美元小费。在纽约，表达感谢最好直接用钞票。
浪费的不止这1美元。同样的情节又重复过一次，第二次我才知道真相。“这帮混帐东西！”让我上车的出租车司机很愤怒。“你怎么会骂他们？他们对我挺好的，主动帮我拦车。”我很疑惑。
“你还感谢他们？应该告他们。停在酒店门口的车不允许挑客人，那是违法的。他们只想跑肯尼迪机场，不想跑短途。门童跟他们是一伙。”
坐在出租车的后排，一眼就能看到车内张贴着的“纽约市计程车与出租车管理委员会”的举报电话。我对拼死找说法毫无兴趣，没精力去告谁。另外，我也不希望在采访那些著名音乐家以前被负面情绪包围。竭尽全力摆脱掉痛失2美元的懊恼以后，我开始集中精力寻找生活中的积极因素。积极因素就在眼前，那些愿意为我服务的司机比不愿意为我服务的司机有趣得多，不是吗？他说带很重口音的英语。
“你从哪个国家来？”我问。
“乌克兰。”
我总共坐过18次出租车，只有2次没来得及问司机的原籍。其余16位司机中，有5位来自孟加拉国，2位来自巴基斯坦，2位来自加纳，其余来自墨西哥、古巴、摩洛哥、塞内加尔、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纽约的出租车由名副其实的多国部队组成。我在出租车上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为44分钟—主要因为遇到下班高峰时的堵车，最短只有4分钟。最短的那一次也是从酒店去卡内基音乐厅，路上车很少。我知道没时间跟司机聊很多，所以上车后就单刀直入，“你从哪个国家来？”
他用问题来回答我，“你呢？”
“中国。”
“中国这些年搞得不错，原来不如我的国家，现在好多了。”
“你怎么知道关于中国的事情？”
“因为我受过很好的教育。上大学的时候，我的教授跟我讨论过中国的历史。每天我都读报纸，很关注中国的情况。我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我能看出来。你已经是美国人了？”
“我加入了美国国籍，但没觉得是美国人。我是纽约人。纽约不是美国，它是一个国中之国。”
纽约跟美国其他地方显着不同，一般来说，很难将纽约的故事看成典型的美国故事。临下车的时候，我发现还没搞清楚他的原籍。他终于松口了，“中欧，从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不是了。你猜猜看。”我猜成波兰，他来自保加利亚。
并非每次下出租车都有精力猜司机的国籍。有一次夜晚回酒店，我刚下车，司机立即就上路了，我的摄像机和三角架还在行李箱里。饭碗即将被夺走的恐惧驱使着我奋力追赶，在车流中跑出50米左右才让车停下来。气喘吁吁走回酒店门口，微笑和掌声等待着我。在门口抽烟的几位客人一个劲夸奖，“你跑得真快，很勇敢，干得不错！”
我们因为携带设备的需要才被允许坐出租车。拖着行李走在纽约街头的时候，一般人看着会认为电视记者其实跟民工的区别并不大。好在纽约的出租车司机见多识广，我从没有被他们当成福建的偷渡客。“你是个音乐家还是个摄影师？”一位聪明的出租车司机这幺问。音乐家听起来当然不错，但我怎么会给他这种错觉呢？因为目的地是卡内基音乐厅？或者因为装三角架的包看着跟提琴包有几分相似？
他从北非的摩洛哥来，而且竟然是卡萨布兰卡。我问那个地方还有没有美国人开的餐馆，还有没有弹“时光流逝”（As Time Goes By）的黑人钢琴师，他说仍然有，但中国人开的店更多。“中餐馆？”我的第一反应自然是这样。“不，电器商店。我们那里大部分的电器商店都是中国人开的，他们特别会做生意。”他回答。“中国商人跟当地人结婚的多不多？”我抓紧时间问最重要的问题。“我知道有一些，但不能说很多。”他说在纽约开出租的日子并不好过，老想着回国发展。在美国的摩洛哥人也想做海归？他的亲戚这些年一直与中国做生意，从广州进货什么的。下车前他要我的名片，说以后回国要跟我联系。我在华盛顿工作也没关系，他说，“只要是中国人就能做生意。”
我遇到的两位加纳司机虽然也从非洲来，但不谈生意，谈足球。西非的加纳以足球出名。第一位司机给了我很多关于加纳的知识：加纳是一个民主国家；加纳不信穆斯林，信基督教，所以没有什么暴力；加纳矿产资源丰富，黄金、白银都不缺；加纳几个月以前刚刚接待过奥巴马的访问。头等重要的大事还不是这些，他强调，“记住，最重要的，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决赛将在巴西和加纳之间进行。”
掌握这些信息以后，再遇到一位加纳司机的时候，气氛自然格外融洽。首先搞清楚原籍，我的第二个问题是，“2010年的世界杯决赛有没有可能在巴西和加纳之间进行？”他立即跟吃过类固醇一样进入兴奋状态，“绝对的。加纳从来不怕巴西，我们将击败他们。”他的谈话只围绕足球一个话题：加纳有很多少年天才，跟巴西一样；加纳已经夺取过世界杯青年组的冠军；加纳的所有主力队员、包括守门员都在欧洲俱乐部踢球。加纳在非洲的土地上怎么可能不夺取冠军？
司机不需要我的任何反馈，只是兴高采烈地介绍着，头也不回。他连我从哪个国家来也没问。换成其他话题，我可能会主动将线索扯到中国。我甚至会生闷气，今天的世界上怎么还有对中国不闻不问的人？不过，中国再热，我也不能丧失理智。眼下由着他说加纳方为上策，不要谈中国，离中国越远越好。正在进行的话题是足球，对吧？
易速利 《曼哈顿出租车上的中国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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