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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收入上说，《在我们的时候里》是失败的，下一本书，即讽刺模拟安徒 森作品的《春潮》，也是失败的，但是海明威引起艾伦·泰特、保尔·罗孙匪尔德和 路易斯·克罗纳伯格等美国重要评论家的注意，他们都认为海明威是美国文坛新出现的声音。然而，又是菲兹 杰拉德对海明威的才能讲得最有说服力。菲兹杰拉德在《如何浪费材料──评我的 同代人》一文中，攻击那些已取得稳固地位的作家──尤其是亨·路·门肯和安徒 森──认为他们“强调发掘美国的‘意义’”，是“不真诚的，因为他们自己身上 并没有这种需要。”菲兹杰拉德说，侨居国外的人倒是有这份好处，能够为自己形 成一种“不会败坏的风格”，表现净化了的热烈感情。菲兹杰拉德以海明威和《在 我们时代里》为主要的例子，说明这位作家“具有新的气质”，而且具有上述两个 方面的特点。菲兹杰拉德的文章发表在五月，五个月以后，海明威证实了菲兹杰拉 德的赞扬是很有道理的。
一九二六年十月斯克利布纳公司出版了《太阳照样升起》，不到三十岁的海明 威成了有定评的文学家。作为一位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销路不错，也博得了好评 。海明威晚年在《流动宴会》这部书回忆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间的生活情景时， 追忆当时的梦想，刻苦的训练和灾难。梦想是牧歌式的：对哈德莱纯洁的爱，巴黎 和伏拉尔勃等美好的去处，友人的情谊。刻苦的训练──把自己写为一个挨饿的人 ，渴望成功心切，无情地律己，同时也为了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灾难是随成功接踵而至的梦魔般的现实，它粉碎了梦想，破坏了训练，只剩下了欲望，放纵和失望 。海明威写这本书的时候，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病痛可能加剧老年人怀旧的甜蜜和痉 。然而，在某个意义讲，也说明海明威终于明白他早年在巴黎的时代，正是他作为 一个人与作为一个艺术家最为融合的年代。他发表了《在我们的时代里》、《太阳 照样升起》，尤其是一九二九年发表了《永别了，武器》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足够 的经历，形成他对人类命运的看法和极能表现这种看法的文体风格。虽然他艺术上 的发展还没有结束，但是他后来写的东西至多是技巧更为精致，更有光彩，把他已 经写过的主题加以变化罢了。
他此后二、三十年的戏所以能够唱得下去──除了一系列近乎传奇的轶事之外 ──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由于海明威相当灵活地使自己在群众中的形象适应时热变 化的要求。他个人在群众中有魅力，正是这个原因──不管是叫“爸爸”这个慈祥 的绰号，也不管是叫“冠军”这个好斗的称呼。然而，更吸引人是内心的戏剧性变 化。当他的名声由细流汇成潮流的时候，他的感觉能力好象在水槽里打滚。在早期 作品中，恐惧与美感密切得难解难分：他们只能通过极为含蓄的感觉传达出来。艺 术家驾驭了人的形象。在后期作品中，受压抑感情的细微之处常常写得过火，几乎 成了感情的嘲弄。内心戏剧性的力量正在于此。因为，海明威仿佛要想称补艺术上 的失败，在生活上作出过度的反应。他在现实世界中的行动仍然反映出他关心悲剧 性的经验，迫切需要对抗含有敌意的世界，肯定他的自我形象。但是，由于英雄的 气概太显眼、太坚决，人物的行动写得过分明显。因此落到滑稽、令人窘迫、甚至 常常令人厌烦的地步。如果说他在二十年代是在艺术上探险，那么到了三、四十年 代这个艺术家本人成了冒险家。他对人生的看法没有改变，只是艺术的工夫松驰了 。
在《太阳照样升起》出版、《永别了，武器》未出版之间，海明威同洽德莱离 了婚，与当过《时尚》时装式样编辑的保琳·帕发费结婚，他们回到美国，定居在 基维斯岛，一九二七年海明威完成并发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 。一九二八年，他写《永别了，武器》初稿的时候，保琳生下他们第一个孩子（她 一共生了两个儿子）；他修改初稿时，得知消息：他父亲得了糖尿病，又因经济困 难自杀，用的是他自己父亲内战时用过的手枪。二十年以后，海明威在插图本《永 别了，武器》的序言中回忆道：“那一年有好地时光和坏的时光，”但又说他当时 “生活在书里”，“比我任何时候都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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