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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在各种国际会议和讲坛上，听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大声疾呼，要求建立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要求改变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有多少人认真思考过，这种秩序与格局的形成原来可以追溯到500年前三艘小木船的那次惊心动魄的远航。
500年前的哥伦布远航不仅仅是标志了大航海时代大幕的开启。从此，东方与西方，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如西汉著名大儒贾谊所言—–“攻守之势异也”。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世界大格局就此形成。蓄势已久的西方世界脱颖而出，摆脱了中世纪的黑暗与停滞，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崛起于世界，演出了一幕幕崛起——强大——鼎盛的正剧。清末的启蒙家邹容以“去腐败而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热烈宏扬了这种历史的进步。反观东方各国，因循守旧，穷且益颓，最终被一种全新的工业文明潮流超越。
我们曾经惊异于李鸿章面对英国人的生光化电、坚船利炮，痛心疾首地喊出的：“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又有谁人能够观察到 ，兵临城下的西方列强的背后，500年间，在人口素质—资源占有—-政经制度方面对后发国家所形成三位一体的巨大领先优势。
《大国的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在书中了引用贝罗克令人震惊的研究成果—-在1750年，欧洲和第三世界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相差还不太远，可是到了1900年，后者只是前者的1/18。只是英国的1/50。1800年，欧洲人占领和控制了世界土地面积的35%，到1914年，已经达到84%以上。
作者据此认为，“火力的差距，像工业生产力上已经出现的差距那样，意味着领先的国家拥有的资源，为落后的国家的50倍或100倍，从伽马时代起尚不明显的西方的全球统治，这时几乎没有止境了”。
这种由文艺复兴开启，由大航海时代中继，又由工业革命发扬光大的历史进程，为欧美发达国家带来的巨大利益是显而易见的——1865年，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自豪地宣称：“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
美国正是大英帝国全球扩张的最大最丰硕的成果。考虑到后来世界霸权的转移，杰文斯当年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后起的强权国家美国。
美国作家梭罗告诫世人：“如果不携带灵魂一起进入，只是我们的脚步径直走入森林，那并无多大益处。”当我们尽情欣赏蓝天红叶、醇酒美女的异国风情，在纽约的华厦与豪宅之间流连，在五大湖之间的广阔平原穿行时，一方面感慨于别人的富裕与强盛，另一方面也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富裕与强盛的不可复制性。
对于背负着13亿巨大人口和沉重历史负担的中国人来说，在制度和人口素质方面的欠帐可以用长期的艰苦的奋斗来逐渐补偿，可是在人均资源方面的差异决不可以用暴力非暴力的方法来扯平。在现代化建设的长途跋涉中，别人可以长期支取老0已经备好的这种独断性的“扩张红利”，我们只能为自己再三重复老丘吉尔的那句警言“我只有热血、辛劳、汗水和眼泪！”
好比在这个小小的地球村的某个早晨，曾经有一班快车开到，那些勤劳起早的庄稼汉有幸坐上了，如今还在上面兴高采烈地欣赏路边的风景。而那些不走运的迟到者，只好在田间辛勤劳作。下一班车—–对不起，只有慢车了，请君稍安勿躁！
而哥伦布先生，正是这班车的司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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