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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流落异国、异乡的那些有才干、有理想、爱家乡的中国现代学人、政人的最后归宿，难免会有人、或者他们本人为他们不能叶落归根而惋惜。其实我倒觉得他们很多人最后功德圆满。因为这件事的另一面是：叶落归根又怎么样？知识分子是一种对环境要求比较高、生存能力不太强的动物，弄不好就大批暴死，甚至大批自杀。就说李方桂先生吧，我觉得李太夫人是的对的，李先生还是不要呆在大寨的好。
他出身前清官僚，家里有房有地（他们家在王府井那块地现在肯定能当地王），又从美帝国主义最牛的学府拿到博士学位，还在耶鲁、哈佛、华盛顿多所大学为帝国主义培养人才数十年，做过美帝国主义的语言学会的主席，又是蒋该死治下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搁现在当然既算官二代，又算富二代，万人垂涎。不过，在穷人被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整死他是不劳公安、法院动手的。如果他态度好一点、合作一点，工农群众、红卫兵也许网开一面，让他当个摘帽右派，住住牛棚、脖子上挂牌子上街游斗一下，劳改一下也就算了。不过他的漂亮老婆可能就不会那么走运，而且因为老婆的出身，他也得美美地喝上一壶。他的老丈人是段祺瑞手下的大将徐树铮（安徽的朋友应该知道他，因为他是宿州萧县人，皖系巨擘。不过，按他生活的清末、民国的行政区划，萧县属徐州，他算江苏人。）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我们今天也许可以盖棺论定地说，他最大的历史功绩是1919年率军到乌兰巴托（那个时候叫库伦，是咱们中国的地盘），取消了外蒙的自治，让它回归中国（北洋）政府。但是，在毛主席的老同事决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北洋政府时代的军人，特别是当了高官的军人，只有一种看法：他们是军阀，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因此，一人军阀，全家倒霉，祸延九族，老少妇孺，人人有份。
1978年，李方桂老两口回国，很多亲朋故旧赶来相见。在广州的时候，李方桂先生当年在中央研究院的同事、史学泰斗陈寅恪的两个女儿也来看他们，她们扑进李太太的怀里，放声大哭：她们的父母在文革中双双殒命，而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含冤去世的时候，死状十分凄惨。李方桂的女儿记述这次相会时，说她母亲触动很深。陈寅恪的先祖是清朝高官。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李太太能不被触动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的是，李先生如果死在大寨，梁先生死在北京，萧先生死在江西，总之如果他们叶落归根、死在故乡，他们就死不好。梁先生、萧先生是肯定死不好的。我读中学的时候，鲁迅先生那篇称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名文还是语文课本里的课文呢。
他们死在异乡，都死得算功德圆满。
1968年，梁先生独力完成莎士比亚三十七种剧本、三个诗集的浩大翻译工程时，中国人民大学有名的右派吴景超在北京死于癌症，对一个右派来说，这算一种比较平和的死法。
吴景超和梁实秋是清华学堂的同学、同屋。有一段时间，他们每星期都要给《清华周刊》写社论和编稿，有时候还写社论批评校政，有一次梁实秋写了一段短评鼓吹男女同校，措辞激烈，对校长之庸弱无能大肆抨击，结果校长曹云祥大为不悦，亲自召吴景超去谈话，表示要给梁实秋记大过一次，景超告诉他：“你要处分是可以的，请同时处分我们两个，因为我们负共同责任。”最后居然就不了了之了。这个在年轻的时候挺有担待的吴景超，解放后就一直忙着思想改造、写检讨，就这幺夹着尾巴做人，1957年一不留神还是被打成了右派。一笔写不出两个吴，梁先生的好朋友冰心的老公吴文藻，也在那时被一勺烩了。
梁先生死在台湾，虽然不算叶落归根，也还算是寿终正寝。特别是七十多岁高龄的时候，还传出和韩女士喜结连理的佳话，更是让人高兴。李方桂先生过世后，他当年在远东和俄罗斯学院的同事追悼他说：“我们只要想起方桂那沉静而宽厚的风范，内心就激荡不已。他是一位世界级的公民，世界级的学者！是国际学术合作力量的一座灯塔！是一位人格高尚的人！”萧先生和梁先生一样，都是不受共产党欢迎的学人，刚结束抗战期的颠沛流离，又从大陆逃到台湾，席不暇暖再由台湾逃到西雅图。
一九六〇年美国学术团体协会授给萧先生一项“人文学术卓著成就奖”这个组织是由全美国三十个人文和社会学术团体所组成。当年的获奖者只有十人，而政治学家仅萧先生一人。颁奖仪式上主席致辞，陈述颁奖理由，说萧先生“融合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菁华”，年轻时代着书论述西洋政治思想，表现了“创造性的灼见”，而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显示了“另辟蹊径的史识”，称赞萧先生不仅是学者，也是“诗人、作家和哲学家”，并且指出萧先生在教学上的成就：在美国和在中国一样，赢得了学生的“经久爱戴”。
梁先生完成莎士比亚翻译的壮举那年，萧先生也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年届退休。那年春季学期，萧先生最后一次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学生知道他即将退休，踊跃来选这门课，一间大教室挤满了人。进来晚的，只好站在墙边或坐在地上。五月三十一日是萧先生在华盛顿大学的最后的一堂课，下课铃响起、先生将要走下讲台的时候，坐着的学生一齐起立，鼓掌致意。
萧先生在走出教室之前对学生们说：“当五十六年前一个春天，名哲学家兼诗人珊达雅纳（现在似乎通译桑塔耶拿，柳按）正在哈佛大学授课的时候，一只知更鸟飞来站在教室的窗槛上。他注视这鸟一下，回过头来对他的学生说，‘我与阳春有约’“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 ”，于是宣布下课，跟着向学校辞职，退隐着书。他那时年纪还不满五十，竟已从心所欲，悠然而逝。我没有资格学珊达雅纳。但我知道一件他不曾听见的秘密。照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家邵雍的计算，世界上的事务，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一一完全重现重演。现在我与你们约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我们在这间屋子里会面罢。”那是很风雅的谢幕。
被有的中国学者允为二十世纪晚期西方汉学第一人、2005年刚去世的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教授牟复礼曾经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受教于萧公权先生，他跟朋友提起萧先生时，常常使用我们文革期间对毛主席的称呼，“我们敬爱的导师”。他在给萧先生的另一得意高足汪荣祖的信中谈到萧先生的去世时说：“萧老师之突然离开人间，对我而言是一极大个人伤痛，我知道你也一样。我们失去了伟大的老师和朋友，我们再也见不到像他这样的人物。”
我知道听到外国人夸我们感到格外高兴是不对的，我们自己心里有数最重要。不过想想夸我们的是严肃的学者，除了要表达对学者同行、对导师的景仰外别无所求，身为中国人，我还是觉得与有荣焉。和梁先生、萧先生、李先生同时代的丰子恺，也经历过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有一次他问他的孩子什么最好玩，孩子说：逃难最好玩儿。某种意义上，几位先生的逃难经历也算好玩。
也许我们应该像李先生的家人那样看待他去世一样，乐观地看他们飘零的身世。李先生去世后，他的家人在《李家致亲友的报丧信》中说：“李方桂先生属于世上少有、备受上苍保佑和世人祝福的老人之一。尽管他出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混乱时期，但他极其幸运，享有四种最美好世界的人生，那就是：新、旧世界与东、西方世界的人生。”那不是挺让人羡慕的吗？
在东亚图书馆和政治系所在的那栋楼，高文大楼，我看到一间阶梯教室门开着，就进去看了看。我的功课做得不好，不知道萧先生是否曾经在这里讲课。不过这种可能应该是有的，萧先生所授“中国政治思想”是政治系的课，而高文大楼看起来是华大的原始建筑。没准儿我运气够好，正好当年萧先生最后一课就是在这儿上的呢！教室空无一人，桌椅井然，窗外的大树绿意盎然，清风徐来，窗帘轻轻飘荡，象是教室在轻轻呼吸。我想起萧先生潇洒的告别，心有所感。
归去来兮！胡不归？
摩旅哥 《7月25日西雅图故事之五：你死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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