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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口政策”—这是5年前我在加拿大求学时，老师在一次英语讨论课上提出的命题。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女大学生在踢足球
其实在以往的这样的课堂上，讨论的内容大都是环保，女性权益，计算机利弊等比较中性的课题，课堂气氛也比较轻松活跃。也不知这次爲什麽麽，一向和善的白人高个老头一进教室，就在白板上写下了“China population policy”（中国的人口政策），并告诉大家这是这次presentation的主题。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号称有300万人口，从高处往下看，除了downtown外，城的周围多是不太高的建筑。
按照惯例，讨论课要有一个同学上台做主旨性发言，大家插话，辩论等等。命题一出，全班20多名的黑白红棕的不同肤色同学的目光，几乎同时落到了我们3-4个中国同学的脸上。大家都在期待，当然是中国人做主旨发言来解释这个“难题”了。此时此刻，课堂的气氛有点凝重。因爲以往还没有讨论过这样涉及一个国家政策的主题。联想到平时的接触中，老外爱聊中国人的话题是“中国只允许生一个孩子麽”；“堕胎”等等。私下同学的议论也不太在意，可这次却非同一般，这显然是涉及到“文化冲突”的大问题。加拿大人以信奉天主和基督教居多，教义上是反对堕胎的。沈思片刻，一种莫名的冲动促使我迈步直奔讲台，索性向老师请示的过程都省略了，其实也真的没有这个必要了。
蒙特利尔还在使用的温莎火车站，更像一座博物馆，站内站外都看不见几个人。
“如果把3，000万人口（加拿大的人口爲3，000万）比作一个人的家庭，那麽中国就是一个有着40多人的大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40多人的家庭怎样操持。维持简单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就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由于人口太多，在中国出现了很多特有的词汇。“春运”，“一票难求”，“扩招”，“流动人口”等等。
这些词汇译成英语传递给他们，真的是很有意思。“春运”–during the period of spring festival， many peasant workers have to go home and return to the company.
“而这样的人口大约有1亿多，至少相当于加拿大全部人口流动3遍。由此産生了"一票难求"–difficult to get a train ticket”。
平日里喜欢胡侃的老外，被我的一番话说得瞪大了眼睛，一副似懂非懂，若有所思的样子。这时我也才发现，这些发达国家的“洋秀才”们对于中国的了解远远比不上我们对他们的了解。
北京火车站总是人来人往
爲了进一步释放有用的信息和缓和一下有点绷紧的神经，我继续问道：“在中国一个小学的班级里面有多少个孩子？”–20，30，最多有答40个的。“70个”—-哇！！！所有的人都对这个答案大吃一惊，这怎麽可能啊！！！好家伙，同学们开始议论了，有的说：老师爲什麽不罢工？也有的说：教师工会干什麽的？还有的问：中国的小孩有“小皇帝”之称麽？课堂有点像答记者问了，有的简单的问题，也就随即回答了。出题的老头倒是清闲了，像旁观者一样，在教室的后面一起跟着学生“起哄”。
北京的大街上车总是很多
“中国有800所大学，是加拿大的50倍；每年有500万的考生，是加拿大的100倍；中国智障人士的人口比加拿大全国的人口还多；中国的一个火车站（广州）每天要运送100万旅”。一组组的数字和英文写就的重点词汇写在了白板上。洋同学们像听天方夜谭一样听着我的“记者招待会”。
课堂上又恢复了鸦雀无声的状态，我分明听到了20多颗心脏“共振”所发出声音；我看到一束束不同的光环“碰撞”所擦出的文化火花；我周身感到有点灼烧的思绪在空间涌动着。
“其实，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多子多福”，“儿孙满堂”，“养儿防老”等有利于人口生长的社会氛围。这与加拿大所信奉“上帝”的“博爱”的思想是有一致性的。今天的“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是不得已而爲之有利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措施。”
“由于人口太多，中国不得不执行了计划生育的政策-limit birthrate. 即便是这样，我们每年还要生産一个澳大利亚—一年净增人口1，800万”。
北京的王府井总是熙熙攘攘
一向有表现欲的同学们又开始发问：“政府无异于杀人犯”！“（一个孩儿的政策造成的）养老的问题怎麽办”？“人口老化及未来的不平衡怎麽办”？此时的课堂已经不再是“记者招待会”了，更象是“联合国人口大会”或是“国会听证会”的架势
虽然在碰撞，在抵触着，显然眼前的“中国”和40分锺以前的“中国”已迥然不同。整个的一堂课不知不觉地居然被我给“包场”了，我成了国家“计划生育”海外义务讲解员了！最后我很低调的“宣布”： I am not Chairman Mao.—“我不是毛泽东（加拿大很多人认可毛泽东），我没有能力解决这些，我只是如实的反应一个事实：现实的中国需要计划生育。”一阵掌声！不一定是认可我的观点，但起码觉得我很认真，很坦诚。
日后的一天，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出题”的白人老头（老师）看见我，大老远就和我打招呼。大概“中国的人口政策”不会再是他英文课堂议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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