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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校长代表大学的精神，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曾涌现过一些传奇的校长，他们用不同凡响的教育思想、改革魄力和道德感召力向陈腐的教育理念和思维定式挑战，他们或者力挽狂澜，开创了全新的教育环境，进而影响了社会乃至民族的思想风貌和价值取向；或者虽败犹荣，激励了后来的改革者们前赴后继，最终升华了大学这座社会的精神殿堂。本栏目将陆续介绍近现代国外影响深远的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和个人故事，以供国内教育者借鉴和参考。
1928年，芝加哥大学的校长遴选委员会需要寻觅一位年纪在35~50岁之间的教育家来接替刚辞职的老校长马克斯·梅森（Max Mason）。一位优秀的但年仅29岁的候选人很快被排除在考虑之外了。不久，这场遴选演变成了沸沸扬扬的竞选，而先前被委员会从名单上画掉的这位29岁青年骤然浮出水面，成为了焦点。尽管他的经验和成熟度遭到不断的质疑，他的才能却折服了遴选委员会。1929年4月，委员会终于顶住舆论的巨大压力任命他为芝加哥大学——时为美国第四富有的名校——的校长。他就是罗伯特·梅纳德·哈金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时年30岁。
哈金斯1899年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成年后为了生计他做过服务生、伐木工人、家庭老师、推销员等，并在半工半读的情况下最终在耶鲁完成了大学教育。此后留校深造法律，同时担任耶鲁大学校长秘书，并于1925年作为优等生从法学院毕业，两年后升任法学院教授兼代理系主任。在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之前，他已经是耶鲁法学院的系主任了，为当时美国名校中最年轻的系主任。
开展通识教育
哈金斯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年就作了64次公开演讲，这在美国教育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由于他的个人魅力和口才，这些演讲极大地提高了芝加哥大学的影响力、增进了师生的团结，同时诱发了大众媒体对芝加哥大学已经开始的改革计划的热切关注。由于社会广泛的参与，这个计划的意义很快超越了芝加哥大学本身，而成为改革整个美国大学教育的一股强劲动力。
在哈金斯的推动下，芝加哥大学取消了选课的专业要求，提倡文理兼修的通识教育，为新学生提供了广泛的基础课程。 同时所有专业的本科学习都以人文学科为主导，并在第二年结束后提前为合格学生颁发学士学位。至此，毕业生方可选择具体专业，进入研究生期间的专门训练。
其次，在哈金斯的支持和参与下，芝加哥大学校内开展一系列夜间课程和讨论会，组织教师和学生分享读“好书（great books）”的心得。这些“好书”都是人文学科中的经典著作。
他痛斥一些大学生缺乏人文修养：“一个学生可以得到12封推荐信，而他自己却连一封像样的信也写不出来”。他进一步阐述：“人文学科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无法避免的……简而言之，一个人要么是个糟糕的人文艺术家，要么是个优秀的人文艺术家。人文艺术家学习听、说、读、写、理解和思考。他学习计算、测量，改变物质的性质、数量、运动以期能加以预测、生产和交易。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是生活在传统之中的，所以我们都是人文艺术家。我们都在实践人文艺术，或好或坏，每时每刻。正因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了解传统以了解我们自己，所以为了成为一个尽可能健全的人，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尽可能好的人文艺术家。”
追求精英教育
哈金斯认为，当时的美国大学教育已“降格”为“职业教育”：目的是帮助学生讨生活。他反对，凡是不具备“创造性思维的内核”的科目都不配在大学课程中出现，此外，任何职业教育（商业、法律和医学在美国是职业教育）的应用部分必须放在学术部分之后。
他谴责人们把大学看作“服务站”。这种观点认为大学应该服务于流行一时的公众需要。“如果公众对新闻感兴趣，新闻学院就如雨后春笋；如果商业发达，商学院就应运而生；如果政府机构膨胀，公共管理的训练就成了大学的第一要务”。“相应的”，他讽刺道，“大学必须也帮助农民照顾他们的奶牛”。
“错误的进步观念”是导致大学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进步来自于科技这个事实出发，很多人错误地推导出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于是，“我们错误的进步观念把经典著作和人文学科排挤出大学课程，而过分强调经验科学，最终把高等教育变成当代任何社会潮流的奴仆，且不管那些潮流多么肤浅”。
他同时反对大学打着“民主”的旗号开形形色色的各类顺应潮流的课程，说如果大学把噱头和真正的学问都排进了课表，学生就会出现完全的价值混乱。
在《乌托邦之大学》（University of Utopia）一书中，他归纳了理想的大学：“追求最高级的抽象概念、道德、价值观、智慧和纯哲学……”“而其他的美国大学”，他认为，却宁愿做点“学术的家务活儿”，所以他的话语才会激起如此多的反对，所以他的话语才是“充斥着庸才的世界里孤独的呐喊”。
捍卫学术自由
哈金斯在捍卫学术自由上态度十分坚决。在他任期内曾有两次事件引起广泛的关注。一次是在1935年，百货大亨查尔斯·瓦尔格林起诉芝加哥大学向他的侄女 “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在这场风波中，哈金斯坚定地支持本校教职人员，申辩公众通过分析和辩论自会看清共产主义的好坏，大学是思想林立的自由阵地，不容政治强力控制。“教育是一种持续的对话，而对话本身就要求有不同的观点”，“一个缺乏对重要问题持续争议的文明就是通向极权主义和死亡的文明”。
稍后他与瓦尔格林成了朋友并成功地说服后者资助芝加哥大学的一系列倡导民主的讲座。1949年，肆虐的麦卡锡主义波及到包括大学在内的美国文化阵地。芝加哥大学被再次起诉“帮助”和“教唆”共产主义，哈金斯再次以他一贯的不妥协的作风和那些给大学教师扣“赤色分子”帽子的人作斗争。他的尊严和勇气引得了学生、教职人员和舆论的广泛尊重。
影响深远
哈金斯的校长（president）任期一直到1945年结束，随后作为德高望重的教育家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名誉校长（chancellor），直到1951年辞职，前后领导了这所顶尖大学长达22年。
哈金斯时代的芝加哥大学除了在人文学科培养上处于先锋地位，芝加哥大学也孕育出一批传统理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像费米实验室这样的尖端研究机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和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等人多年后回忆起在芝加哥大学的日子都赞不绝口，认为那是年轻人可以受到的最好的大学教育。
芝加哥大学成了美国精英大学中的革命者。哈金斯之后，通识教育成为美国精英高校的标准。他的著作《美国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和“西方文化巨著丛书”(The Great Book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哈佛等精英大学的核心课程的蓝本。今日在中国正在兴起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其实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
离开芝加哥大学之后，哈金斯曾先后领导过不同的大型非营利组织。1977年5月，他与世长辞。打工仔，系主任，校长，大英百科全书的编委会主席，福特基金的高管，形形色色的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哈金斯的一生就是一段不断实现美国梦想的传奇，而芝加哥大学的改革就是这段传奇为后世的高等教育留下的精神遗产。在出任校长之初，他曾放出豪言：“我们的想法就是挑起一段关于高等教育的激烈争论，然后让它持续下去”。他做到了。
